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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争吵行为的诱因分析——以《豪斯医生》为例
杨丽珠 杜文轩
《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98期2012年5月2日
2012-05-02

  【核心提示】争吵行为可以看做一种较为轻度的攻击行为。好争吵者不仅常在某个特定情境下与特定对象进行争吵,而且还会把这种倾向泛化到其他情境和对象中,因而具有跨情境的稳定性。

  “我不会再跟你废话了,你可以滚了!”

  “我这个月已经受够了为这些白痴做无用的检查!”

  这是最近热播的美剧《豪斯医生》里的两个片段,豪斯医生正在用他那特有的恶毒口吻与别人争吵。主角雷戈·豪斯是位传染病及肾脏疾病专家,他医术高超,带领着他的医疗小组,治愈了很多疑难杂症。豪斯医生右腿上出现过血管瘤,导致他腿部大面积肌肉被切除,必须依赖一根拐杖来行走,并经常大量服食止痛药维可丁来缓解腿部疼痛。豪斯医生性格怪异、愤世嫉俗,认为这个世界充满谎言,病人也都喜欢撒谎,因此他尽力去避免与病人直接接触,认为这样他们就没办法说谎。豪斯医生不仅与他团队的3位成员经常发生争吵,还与他的上司丽萨·库迪医生像死对头一样,每次见面都争吵不休。尽管如此,豪斯医生依靠他超凡的思维和推理能力以及丰富的学识和经验,解决了一个又一个诊断方面的难题,挽救了无数的病人。

  尽管明显的身体攻击行为在成年人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常见,但是争吵行为却是时有发生的,而争吵行为可以看做一种较为轻度的攻击行为。好争吵者不仅常在某个特定情境下与特定对象进行争吵,而且还会把这种倾向泛化到其他情境和对象中,因而具有跨情境的稳定性。上例中的豪斯医生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好争吵者,不论是面对病人、同事还是上司,他都经常忽视别人的感受,做出讽刺性的评论,并表现得极不耐烦。

  心理学家通过大量、系统的研究,发现争吵行为受以下因素影响。

  一是人际关系的类型。例如,恋人之间的争吵与朋友或同事之间的争吵就有很大区别。恋人之间的争吵频率较高,但争吵的强度却较低。虽然关系一般的同事之间争吵的频率较低,但是一旦发生争吵,不仅强度较高,而且后果较为严重。

  二是对他人行为的感知与解释。当个体察觉到对方的行为具有威胁或者敌意时,产生争吵行为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这种感知与解释存在着个体差异和情境差异。首先,某些人格特质水平的不同会影响敌意感知和敌意解释,如特质愤怒水平较高的个体,对于模糊的敌意情境刺激,更易做出威胁或敌意的解释。其次,社会地位的相对落差也会对这种感知和解释产生影响。处于较高社会地位的个体,对别人的批评会更多采取争论或争吵的应对方式;而处于较低社会地位的个体,经常会对别人的批评忍气吞声,比如豪斯医生的助手罗伯特·蔡斯对豪斯几乎百依百顺。再次,人际关系的紧密程度也会影响敌意感知和敌意解释。研究发现,个体之间的关系越紧密,对对方的批评会越敏感,恋人之间则表现为更在乎对方的看法。

  三是个体对于争吵行为的情感体验。尽管大多数人对于争吵行为的情感体验都是不愉快的,但不愉快程度存在差异。有的人不愉快的程度比较高,有的人不愉快的程度比较低,甚至有的人在争吵之后还会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

  四是血清素水平。大量的研究发现,5-羟色胺可以抑制攻击行为。如果降低色氨酸水平(合成5-羟色胺的原料),那么攻击行为可能会增加。

  回到豪斯医生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这些因素在影响着他的争吵行为。豪斯医生的病人、同事、上司,都认为他是一个不友好的人。如果他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我们可以发现以下过程会影响他与别人的关系。第一,争吵时他并不会产生很大的负性情感体验,既不会因为自己的争吵行为而感到不愉快,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友好行为而感到开心。这可能是由于长期服用维可丁的缘故,维可丁减弱了他对自己行为的情绪体验强度。第二,他对别人的不友好行为较为敏感,并且会予以强烈回击。他可能是在家庭中学会了这种行为反应模式,进而导致他与父母的疏远。第三,当被人指责时,他并不会服从别人,而是与之争吵。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在实际工作中处于一个较高的职位上,另一方面还因为他自认为高人一等。最后,当一个同事偷偷地让豪斯医生使用SSRI(一种可以增加色氨酸水平的抗抑郁药物)之后,他的脾气明显好多了。

  这些发现说明,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减少争吵行为。第一,随着脑中5-羟色胺水平的上升,争吵行为就会减少。通过使用SSRI或者将个体暴露在强光之下(如增加房间中灯光的亮度、经常带好争吵者去晒太阳等),可以使人体内的色氨酸水平升高,从而提高5-羟色胺的水平,减少争吵行为。第二,通过改变争吵行为与情感体验之间的联系,去影响争吵行为。例如,通过帮助个体意识到争吵带来的长期消极后果(与同事的关系紧张或与恋人的关系破裂),来增加争吵行为与不愉快体验的联系,使个体减少争吵。第三,通过改善好争吵者的人际关系环境,来减少争吵行为。例如,对好争吵者进行个体心理干预,让他们尝试使自己的行为更加友好一些,慢慢地他们会发现,自己的友好行为也会得到其他人同样的反馈,继而逐渐增加自身的友好行为。当然,也可以通过团体的干预来改善团体内部成员的人际关系环境,如教师可以通过促进学生亲社会行为发展的团体训练,来增加学生之间的友好行为,使他们相互帮助,减少争吵行为的发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十一五”规划课题“儿童青少年人格发展机制与干预研究”项目(BBI080048)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心理发展与教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