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雷老是同费老齐名的中国社会学界的前辈，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在国内外广受尊敬和爱戴，被誉为中国社会学的泰斗。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同“雷洁琼”这个杰出的名字分不开的。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学连同社会工作，在1952年曾经被取消，直到1979年春天，在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后，才得以恢复。是年3月，以费孝通、雷洁琼等著名社会学家为核心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即中国社会学学会前身）在北京宣告成立。记得费老当时说，中国社会学不是简单的恢复，实为重建。

为了重建中国社会学，当时主要采取了两大举措：一是在中央和有条件的省市社科院组建社会学研究所；二是先在几所重点大学创办社会学系。这两项工作都急需一大批社会学专业人员。可是，鉴于社会学在中国取消达28年之久，原有的专业人员早已流失，所以当务之急是培养新生力量。为此，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教育部先后在北京、天津、武汉举办了多期社会学短期或中长期培训班，少者一个月，长者一年。我有幸作为山东大学选派的学员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第一期中国社会学讲习班。

那是1979年冬入学。根据费老的计划，先重点培养“工作母机”。所以第一期学员大多来自高校，又称师资班。为讲习班授课的全是国内外著名的社会学家，现在，还记忆犹新的，如《社会学概论》由费老主讲、《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由袁方教授主讲、《社会工作》由雷洁琼教授主讲，等等。从社会工作课程来说，改革开放以来，雷老是中国（大陆）系统讲授社会工作课程的第一人。我原来是学哲学的，在高校从事哲学教学近20年，从来没有接触过社会工作这一领域。这次第一次听社会工作课程，第一次听到“社会工作”这个概念。当时流行的学术观点是把社会工作当作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属于应用社会学范畴。但雷老在讲课中旗帜鲜明地阐明了社会工作发展至今早已成为相对独立的一个专业，它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愈来愈会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和学科；并明确指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中国的社会工作必然会有空前的大发展。

其实，我去学社会学是有点偶然性的。当时还有点左的影响，要求各高校选派出身好、政治好的中青年业务骨干教师，以便迅速占领“阵地”。但转到社会学领域并立志搞社会工作却是经过再三思考的。听了雷老的课，受到社会工作的启蒙教育，我便决心改行搞社会工作。因为过去搞哲学总觉得有点空，不如搞社会工作更能实实在在为社会做点有益的事情。至今，我从事社会工作教学与研究20多年了，始终不敢忘记雷老的启蒙之恩。

1985年3月，又是一个春天，改革开放后的民政工作犹如大地回春，充满活力，生机盎然。为了探讨民政工作的改革与发展，民政部在北京隆重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民政理论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除了全国民政系统的代表之外，还特地邀请了一部分专家学者参加。我作为山东大学一名社会学教师荣幸地被邀参加了这次民政理论盛会。开会时见到了雷老坐在主席台上，非常激动。会下，我特地走上前向雷老问候并汇报我在学校为研究生开设《社会工作》讲座的情况。雷老听了非常高兴，鼓励我把这门课程建设起来，要编写教课书。对雷老在会上所有讲话，我更是专心致志地听和记录。正是在这次会上，雷老提出了“民政工作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的著名论断，科学地回答了民政工作与社会工作的关系问题，科学地为民政工作的学科地位指明了方向。同时，为民政工作的改革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此，雷老的“民政工作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这一论断，就一直被全国民政系统所认同，被全国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界所认同，成为认识与研究民政工作、认识与研究中国社会工作的基本的理论支撑。雷老的这一论断，还让我第一次认识了民政工作，为日后正式被引进民政系统打下了思想基础。为能够更好地参与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我毅然决然地从高校调进民政系统。

1985年12月初，教育部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了全国高校系统的社会学专业建设与发展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主要有南开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分校）以及山东大学等已有社会学系（专业）的几所高校的代表。雷老和费老既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又是特邀代表。北京大学参加会议的还有著名社会学家袁方教授、费老秘书潘乃谷女士，还有南开大学苏陀教授、复旦大学（分校）袁华音教授、中山大学何肇发教授等。我作为山东大学哲学系社会学研究室（社会学系前身）代表应邀参加。会议由教育部高教司夏司长主持。夏司长说，这是自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以来由教育部召开的第一个专门研究社会学专业建设与发展的会议，是一次高层次高规格的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过去五年里高校系统社会学专业建设的工作情况及其经验，以及研究与部署高校系统社会学专业的建设与发展等有关问题。

费老在会上说，目前全国已有五所高校正式建立社会学系（专业），即北大、南开、中大、复旦分校和山大，这是“五口通恒”，符合外来文化发展规律。今后社会学将会先沿海后内地、沿江（长江）而上，南京、武汉以及重庆等城市高校都有望很快建立社会学专业。雷老也在会上发了言。她那种呼吁应尽快恢复社会工作的学科地位的执着精神，给了我极大的感染和教育。

雷老说，社会学恢复与重建工作已六年，可是社会工作尽管有民政工作在社会实践中支撑，但作为一门学科，至今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恢复，更谈不上重建。她希望教育部应认真研究，应有前瞻性，应看到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不断深入发展，必将会出现对社会工作的新需求，呼吁应当同样重视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会议休息日，我们与雷老结伴从中山大学东门乘船沿江（珠江）到广州市中心去游览。那年，雷老已是80岁的高龄，身体仍然十分硬朗，连上下码头都不用我们搀扶，一路走还一路同我讲社会工作，再三教诲我说，山东大学已开设社会工作课程，这很好，在这个基础上要编教材，带队伍，然后希望山大率先办起社工专业。雷老的这些谆谆教导，尽管当时在山大没有实现，但不久当我被调到民政学校后却都一一实现了。这全是雷老指导的结果。

1987年9月12—14日，民政部在北京市马甸桥附近的北京对外经济交流中心大厦召开《社会工作教育发展论证会》，主要是论证创办中国社会工作学院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民政部准备在济南民政学校、长沙民政学校、重庆民政学校等基础上创办中国的社会工作学院，培养新时期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推动中国社会工作事业发展，从而推动民政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尤其推动民政工作的现代化发展。会议由民政部人教司李宝库司长主持，崔乃夫部长致辞并作主题报告。然后，崔部长邀请雷老首先讲话。雷老显然是事先作了认真准备，边看稿边讲，从理论到实践，从国外到国内，系统而深刻地阐明了我国应尽快创办社会工作学院，发展社会工作教育事业，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的主张。雷老的讲话我始终都在全神贯注聆听，雷老的观点对于开好会议、作好论证，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指导性。

北京马甸社会工作教育论证会是成功的。会议最大成果就是会议一致认为，我国创办社会工作学院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现实可行的。同时，在社会学得到恢复和重建8年之后，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学科也终于得到恢复与重建。此外，北京马甸会议还有几项具体成果，同样不能不提到雷老。如民政部与北京大学商定联合办学，即由民政部出资100万元人民币，从1988年起连续10年内，北京大学为民政部培养100名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这件事正是在马甸会议期，由李宝库司长代表民政部，同北大周而流副校长、袁方教授在雷老在场下最后确定下来的。又如应邀的国家教委负责同志，正是在会议休息室，同雷老以及崔部长、国家计委负责同志等交谈中，特意表明可在明年（即1988年）先在一二所高校组建社工专业的意向。后来是确定吉林大学和厦门大学。所以，吉林大学和厦门大学是我国（大陆）最早（1988年）被国家教委批准组建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的两所高校，北京大学则是我国（大陆）最早（1988年）被国家教委批准组建和招收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的高校。这些成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这充分表明，北京马甸社工教育论证会标志着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事业进入了新阶段，是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民政部社会工作教育研究中心”成立于1987年11月间，是北京马甸会议的产物。在马甸会议期间，南开大学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孔令智教授提出建议，鉴于我国目前缺乏社工教育师资，可由民政部牵头组织相关专家学者定期和不定期地到全国各地高校和民政机关开展社工教育巡回讲学，在形式上类似吉卜赛人的“大篷车”。因为马甸会议是在“北京市对外经济交流中心”召开的，受此启发，最后“大篷车”的设想升华为“民政部社会工作教育研究中心”，定性为民政部人事教育司下属学术研究机构，基本职能主要为组织社会工作教育的巡回教学活动，组织编写社工教育教材，组织社工教育研究及其学术活动，组织对外学术交流，以及为民政部提供社工教育咨询等等。雷老被聘为“中心”顾问。“中心”主任由张德江副部长担任。袁方教授、孔令智教授、何肇发教授、李宝库司长为副主任。

当我受命将雷老任“中心”顾问的聘书送到她家时，雷老对我说，尽管她很忙（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但对于这项活动还是愿意参加的。我注意到，雷老在说这句话时对“很”字加重了语气。雷老还说，民政部率先成立社工教育研究机构在全国带了好头。发展社工事业、发展社工教育不是哪一个人要发展，而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社工事业在中国一定会很快发展起来，到那时我们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今天开展的这些活动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有意义。后来实践证明，雷老的话是完全正确的。现代社会工作已愈来愈成为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民政部社工教育研究中心迄今为止作为全国唯一的一所社工教育研究机构，的确起到了“中心”的作用，为推动中国社工教育事业起步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这一阶段，“中心”始终是中国社工教育发展的核心力量。

还是在北京马甸会议期间，我邀请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袁华音教授一起编写《社会工作概论》，以便为即将到来的中国社工教育高潮准备教材。袁华音教授欣然同意。这样在马甸会议后，我即着手做准备工作，用了将近二年的时间，终于把编写大纲草拟出来，并先后四次去请教雷老。

雷老除了给予鼓励之外，还高瞻远瞩地指导我们这本《社会工作概论》一定要有中国特色，应该很好地挖掘、整理和吸收中国已有的社会工作理论和社会工作方法，写出中国的社会工作教科书。她强调指出，在中国搞社会工作的不只是民政一家，还有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等部门，他们的工作同样属于社会工作范畴，一定要全面反映中国社会工作的全貌，在这个基础上，吸收借鉴西方现代社会工作理论中的有益成果。这样，由雷老担任学术顾问并作序，袁华音教授和我主编的《社会工作概论》于1990年9月由黄河出版社出版。从时间上看，它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第一本正式出版的《社会工作概论》。这本书不仅被民政部人教司定为全国民政系统院校教科书，雷老还把它推荐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作教科书使用。1996年国家教育部把它列为社工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社会工作概论》参考教科书。让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这本书恰恰是在雷老的亲切鼓励和直接指导下问世的。

1991年7月5日，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告成立。协会特邀雷老、李德生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高级顾问。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社会工作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协会的诞生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历程中的又一里程碑，标志着中国社会工作进入成熟发展的新阶段。

在协会成立前夕，筹备组的工作人员在讨论协会《章程》草案时，崔乃夫部长对我说，雷老是这方面的专家，正参与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请你把咱们的章程（草案）拿给雷老看看、听听她的意见。我受命到雷老处。当多日后，水（世铮）先生电话通知我去雷老处时，只见章程草案上已有雷老的多处修改。雷老还特地嘱咐我说，回去请转告崔部长，有几处改动，仅供参考。同时，雷老还强调指出，既然协会是社会工作者的行业组织，协会就有义务和责任保护社工的合法权益，义务与权利应当对等。

雷老担任协会的高级顾问并不是挂名的，她的认真精神总是让我们这些作晚辈的感动不已。协会每年的年度总结报告，理事会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活动，只要把材料送到雷老处，雷老总是认真看，仔细询问情况，发表自己的见解和建议。我记得1993年春天，台湾“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第一次派出10名学者组成的访京团，我参加了这次接待工作。当把简报送到雷老处，雷老看了很是高兴，满怀深情地对我们说，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骨肉，互相交流很重要。海峡两岸社工界同仁多联系、多交流十分好，十分重要。人家先来了，你们也可以组成大陆社工界访台团过去，亲戚总是愈走愈亲，这也完全符合中共中央的对台工作方针，坚持和平统一、台湾回归祖国大陆这也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做好这项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对于雷老的建议，当时主管协会工作的阎明复副部长十分重视，责成协会秘书处进行认真研究，写出实施方案。

社会工作是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产物，然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发展道路是不尽相同的。现在看来，中国的社会工作是通过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为介入手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对于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雷老都是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和赞扬，多次鼓励我们去实践、去研究。1992年4月民政部在天津市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城市社区建设理论研讨会，雷老听了我的介绍后很激动地说，这很好，民政部又率先带了好头。是年10月份,紧接着民政部在杭州市下城区召开了第二届全国城市社区建设理论研讨会。

雷老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她不仅认真听，而且不顾疲劳，始终作着笔记，每一个与会代表的发言，她都记录，这让所有在场的人敬佩不已。会议期间参观街道社区时，雷老更是又看又问，时时作着笔记。雷老的那种深入调查研究，不耻下问，孜孜不倦地研究新情况、把握新问题、探索新经验的学者风范，给所有与会代表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至今历历在目。1994年4月，民政部李宝库同志在江苏省镇江市开展以“创建文明社区”为特征的社区建设试验活动，更是得到了雷老的关心和支持。在镇江社区建设一周年之际，雷老应邀写下了“开展文明社区建设，促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条幅，让我转送镇江市民政局，作为对镇江创建文明社区建设活动的支持和肯定。

发展社会工作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必然，但发展过程则是不平坦的。如何能够引起和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而不是仅仅局限在民政部和全国工青妇这一层面，始终是关心中国社会工作战略发展的许多人士思考的焦点问题。1992年10月，民政部社会工作教育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联合在西安市召开以“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工作”为主题的全国社会工作理论研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研讨90年代中国社会工作的任务和发展战略。这是中国社会工作理论发展历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雷老特地为会议题词：“祝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研讨会成功”，表达了她对会议的关心、支持和厚望。在会上，为促进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为能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著名社会学家苏陀教授提出撰写“中国社会工作白皮书”的建议，立即得到阎明复副部长和与会代表的赞成和支持。

回京后，1993年春，在中国社工协会会长崔乃夫部长和协会副会长阎明复副部长的支持下，李宝库司长具体负责领导“白皮书”起草工作。我作为“白皮书”起草小组组长去向雷老汇报这件事时，雷老不但十分赞赏，而且还给我讲述了“白皮书”的诸多要领，以及诸多关于起草“白皮书”应注意的事项，使我获益匪浅。尽管《中国社会工作白皮书》得到了民政部的充分肯定，但最终没能达到预期目标。1995年秋，中国社工协会在京召开理事会，袁方、何肇发、苏陀、陆学义、卢谋华等几位学者理事又在一块议论这个话题，大家一致认为，发展中国社会工作党的领导是关键。为此有必要向党中央提出关于大力发展社会工作的建议，陈述我国现阶段发展社会工作的必然性、必要性以及紧迫性，并认为此事不宜以协会的名义上书，可以个人的名义。所以最后商定大家共同讨论，由我执笔，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上书。因种种原因这个建议书直到1997年底才得以完成。那么，这封信怎么才能直接送到江泽民总书记手中呢？最后想到了雷老。一贯关心和支持中国社会工作事业的雷老，当然欣然同意。

数月后，一次我到雷老家，雷老对我说，你们的信件我已经直接交到江泽民总书记手中，江泽民总书记微笑着接过去，并说，社会工作他晓得，解放前还是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做地下党员时，就接触过社会工作，在这方面我们党有着优良传统。现在提出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很有必要。

2003年10月初，我们从上海调研回来，即去看望雷老。围绕着社区建设与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的话题，着重向雷老汇报了我们在上海的关于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所见所闻，我知道雷老对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问题向来是十分关注的。早在1996年当我国台湾地区颁布社会工作职业执照制度一出台，正是雷老最先把这一信息告诉中国社工协会的，让协会研究。当时雷老就明确指出，推动社会工作职业化是促进中国社工发展的关键问题。没有职业化的社工就是没有社会角色定位的社工，这样的社工就很难发展起来。所以，当雷老听说上海自2003年6月1日起，就已经推行社会工作职业制度时，十分高兴。雷老说上海又走在了全国的前头，上海这一做法必然会影响全国。

雷老深情地说，学科化、专业化和职业化是社会工作的三个相关连的基本特性。过去我们说过，不发展社工教育，就没有社工的专业化。现在同样可以说，没有社工专业化，就不会有社工的职业化。但是，光有专业化还仍然解决不了社工职业化问题。真正解决社工职业化最终还是靠社会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程度，即社会达到对职业社工的需求的发展阶段。然后，雷老又对我说，要把这个课题抓下去，找出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与我国现阶段社区建设的内在联系。我一面在静静地聆听着雷老的谆谆教导，一面在深情地注视着雷老兴奋又慈祥的脸庞，我也情不自禁地陷入深思。我在想，当中国社会工作终于走完学科化、专业化和职业化而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之际，始终对社会工作事业一往情深的这位世纪老人，她那时那刻的心情是多么的自豪和骄傲啊！是的，她完全有理由。

事实上，雷老从事中国社会工作事业已有80多年，从旧中国走到新中国，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走到改革开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雷老始终站在最前沿，在为中国社会工作事业奋斗着。我在这里所记叙的仅仅是雷老在新时期为中国社会工作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中的一小部分。但是，仅我所反映的这很小的一部分已经不难看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社会工作，它的发展过程中的每一阶段，它的历次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动，无不是同雷洁琼这个杰出卓越的名字连结在一起的。

雷洁琼，始终是中国社会工作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