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想讲的是过去10年当中我们政策学习的实践，我想大家都注意到中国的社会政策也出现了很多变化，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在过去的10年当中，中国也一直是在实验和探索这种不同的社会政策、类型，大家可以观察到在很多的政策领域，比方说养老金、医疗等等都出现很多的变化。所以这个是一种同步的和机构性的，一方面在学习、一方面在调整同步的过程。

其实有一些学者也是观察到了这种现象，那就是政策的学习。实际上在中国的社会政策的领域，特别是在我们谈论社会政策就中国特色的社会政策的时候尤为必要，所以我想探索一下这个话题。从一个机构的高度里探索这个话题，然后我也分享一下多观察结果，因为我想我们经常在谈话中国的社会政策，实际上在中国我们也要注意地区性的角度，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有很多各级的行政级别，这一些不同级别的行政单位他们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都各有全县，我们应该更多的注意一下地区性的方面。所以我是把它纳入到这个框架下，就是在1990年代以后政策的学习，我们观察到90年代之后中央政府非常战略性的或者是说刻意的在推进这样一种战略，那就是给地方政府更多的职权，更多的责任，在方方面面不仅在经济发展，同时也在经济政策方面给社会地方政策下放了权利。

中国的政府和官员现在在谈论建立和谐社会，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地方政府的一个职责来建立一个核心的社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地方政府是责无旁贷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具体的讲在中国的背景下是怎么样进行落实的。

我想要说的是至少在社会政策的发展的领域，大家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在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在政策的制度方面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而中央政府的官员他们的一般都会给一些建议和纲领，就政策的制度给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在很多领域，比如说医疗改革和养老金改革或者是低保，就像很多之前演讲人讲到的这些领域。地方政府是地方政策制度和落实的主题，在金融领域中国的地方政府也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我在这儿也搜集了一些数据，这一些数据可能说明了一些问题，大家自己来看一下，这个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增加的趋势，地方政府在过去几年当中他们承担的财政负担是越来越多，而中央政府他们的支出在过去基本上是不变的。

现在我想要分解一下我们政策的学习，目前在过去的10年当中政策学习的状况。所谓的最经典的话题就是一致性的，自上而下的学习方法，中央政府出台，各地政府去执行。这种现象现在是在社会福利机关当中，这个是最明显的状况，特别是养老金的改革。

从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我们看到很多自上而下的做法。我在列表当中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没有时间来具体的描述一下养老金政策的具体的做法，但是我们知道在90年代的时候，当时中央政府非常智慧的采用了地区来进行试点测试。比方说选了一些地区来作为试点来检测做法的效果，大家可以看到在当时有不同的这一些实验，在几个地区展开和推广。这种分权式的做法其实也有一些短处，有一些政策专家也指出了一些弊端。养老金改革，特别是9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也是出现了一些挫折和动荡的状况，特别是在一些财政的分担还有政策的执行方面当时也出现了一些挫折。

就算是中央正式也不能检测政策的走向，当时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这样一种政策学习的权利。我在这儿也想谈谈政策学习，这个各个地区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在那一些贫穷地区的竞争是尤为突出。

在这一些地区里，他们非常希望拿到一些试点项目来吸引更多的中央政府的关注以及吸引到更多的外界的资助和补贴。同时正像上海民政局局长所说的，上海的经验，地区之间的竞争。这样也是带来了一种压力，因为有一些时候比方说不得不讲的一些社会标准来招商引资。

大家还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比方说减贫扶贫的计划，特别是内地的贫困地区，特别是在农村的养老金计划。我要讲农村的养老金计划，为什么？因为这个事在90年代的时候这个事情做得并不是很成功，这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发布了一些一系列新的政策。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竞争的压力之下，很多的地方他们在这种竞争的压力下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资源支持。比方说在广东省出现民工荒的时候，因为竞争的压力，地方政府不得不出台了一些关于劳动保护方面的政策，其实这一些政策的出台是在竞争的压力下被逼无奈而出台的

还有一种类型是一种比较新的，在新政策的发展当中是属于比较新的话题，比方说低保，现在已经是比较明确的例子了。它代表的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而且是比较地方性的学习，像上海和广东，这一些地方当他们面对员工下岗等等这一些问题的时候，或者在城市贫困人口扩大的情况下，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引入低保这个概念。但是很多的分析，很多关于低保的分析也指出就算在这样的政策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观察到，在地区的创新之间也是有各种形态，而且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因为地方政府它们是负责整个政策的执行和落实，同时他们也是承担了地方财政的负担，比方说低保，谁可以申请低保，低保的资格审查，还有财政的补助，到底是补助给谁，补助多少，这个都需要地方政府来决定。

所以最后我想指出三点异议，也作为我的结论，我认为分权式的结构，这是一种双向的学习，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双向学习，这种双向学习能够在政策的创新方面取得好的效果，这也是合理的。因为考虑到不同的多样性和地区的差异，发达的地区他们需要尝试新的政策创新，引进全新的一些政策，所以低保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明确成熟的例子。但是我想说这一些政策的互相模仿是有一定限度，就像地区之间的竞争可能会导致一些压力。要么就是各个地区追求最低化，或者是最高化，当地区探索一些新的举措的时候，他们全法一致性，缺乏一些协调政策方面。我最后的观点是由于政府之间的互相模仿，我们可以看到互相学习的限制，地区主义已经取代了国家的协调，由于地区之间的竞争，这个对于中央政府是很大的问题，因为中央政府还需要寻求国家大家政策框架的协调。

我其实并不想做一个很绝对的结论，我认为中国的地区性的创新形成了一种福利的地区化，这个是很值得进一步探索的。

作者简介：施世俊，台湾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

文章来源：社会政策网

（注：本文根据速记整理，未经作者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