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宜音（社会心理学研究室主任）：

我准备了一个PPT，但是今天没有设备，我简单说一下。我原来准备的PPT题目是《中国社会心理学队伍建设的重要推手》。我想从我的专业角度谈谈跟陆老师的多年的接触和他对这个学科的重要贡献。

我先简单介绍社会心理学科的发展历史背景。心理学学科在建国之后，1952年跟社会学一样在全国高校被取缔了。在抗日战争之前，中国的心理学发展是很有成绩的，蔡元培都是在世界上第一个德国实验室学习过，大家知道的孙本文也写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教科书。

1952年心理学被取消以后，就剩一个中院心理所，但他们很少做社会心理学，是以动物实验研究为主的。1978年开始在北大、浙大恢复心理系，浙大恢复一个工业心理学，北大恢复的也是比较偏实验的心理学。而且心理系由于实验设备的限制，一届一般都招20个人左右，像北大有一届20个毕业生，19个出了国，所以说国内的人才奇缺。

我们所建立社会心理学研究室，在全国是第一个。1986年成立一个室，1982年成立一个中国心理学会，挂靠在社科院，当时哲学所陈元晖研究员担任会长，宋家鼎是秘书长。还出版《社会心理研究》作为会刊。有了这个班底以后，老陆接手这个所以后，特别重视推动社会心理学的建设。

1988年前后徐凤姝老师从社会心理学研究室主任任上退休以后，李庆善老师接手。当时研究室里面有学中文的、外语的、教育的，真的学心理学出身的人比较少，而且课题也好多年都没有，还负担着学会管理和两个学术期刊，学科建设上有一定的问题。

当时恰好就碰到一个机遇。1988年，香港大学心理系杨中芳博士单枪匹马一个人跑到中国大陆来推动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她来培训学生。当时是通过私人关系在广州办了一个14个学生的暑期班，我正好也在那个班上，学员中还有中山大学的李伟民。本来1989年还想继续办，已经完成了招生。但是那时候条件不允许就停办了。那一年我把杨中芳带到沈原家去了，一起谋划中国社会心理学怎么发展，能不能继续办培训班。当时沈原就跟老陆商量，老陆说你们就好好干，我来支持你们，不要担心。

1989年的情况大家都知道，接触海外的学者非常有风险，特别是杨中芳打算把他的老师杨国枢介绍到中国大陆来授课，难度就更大。

1990年夏天杨国枢第一次来大陆的时候，咱们所就接待了。我记得在光华宾馆，所里给安排，请他们吃饭。1991年在研究生院举办了社会心理学研讨班，请两岸学者做了系列讲座。1992年正式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又办了六年。所里出了很多的力，前后接待了十七位港台老师来讲课。

从1992年办到1997年，办了两轮12门博士生课程的社会心理学高级的暑期班，在全国招生。到最后有31个人完成了三个暑期的学习，每个暑期6周。有17个人是两年的，50个人是一年的，一共有98人，177人次，其中有52人陆续获得博士学位，因为当时在中国没有社会心理学博士点。社会心理学恢复重建，很大程度上利用了港台老师的资源。

我们所很多人都参加了暑期培训，比如张宛丽、石秀印、沈杰、李炜、陈午晴、徐冰、马春华、李原、王兵、王俊秀、应小萍、刘萃侠、方军，好多人都参加过我们暑期的学习。1993年、1994年老陆还特别来到在山海关和呼和浩特举办的暑期班看望老师和学员，给大家讲话。给大家介绍中国社会发展的形势，鼓励大家为发展中国的社会心理学作出努力。

后来在2010年我们开过一个“社会心理学20年回顾学术讨论会暨庆贺杨国枢先生80年华诞师生联谊会”。那次来的很多人。港台的老师十几个人都来了，陆老师冒着暴雨也去香山饭店见了这些老朋友，并且在会上给大家讲话。

为什么当时港台这么多人能克服各种困难到大陆来讲课，包括他们有一些台独倾向的老师，是都受到的杨国枢、杨中芳和老陆的感召。

当时办这个班困难到什么程度？我记得老师们从台湾寄了一些教材，其实就是社会科学统计方法的教材，给我们做教材用。我和克斌跑马路对面的海关一共跑了14次才把所有手续办下来。所有的考试考卷寄给台湾的老师都要经过审查才能邮寄。

当时杨国枢先生第一次到大陆来特别想去北大看看，他年轻时候的梦想就是到北大上大学，结果1949年之前全家去了台湾。但是，当时心理学各个系的老师和领导，都觉得接待这位台湾的学者有困难。但是老陆就在这个事情上旗帜特别鲜明，他觉得一定要开展中国的社会学心理研究，而且要把这个队伍培养起来。所以，他总是热情接待杨国枢先生，并成为好朋友。这个办班模式，后来在台湾被称作“杨国枢模式”。从1990年以后，台湾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与大陆学术界交流也随之启动，越来越频繁和顺利。所以，可以说，老陆也是推动两岸学术交流的破冰人。

老陆在整个发展社会心理学学科问题上，有他自己的很多想法，时时记挂在心。比如在引进人才上，很多次跟我说，杨宜音你要去找人，直接上网招聘。我当时跟他说，“咱们社科院这么穷谁来啊！”他后来给我举了陆雷的例子，他说你可不要这样看，现在有一些人是不爱钱的，有一些人是可以克服困难来的。他当着我和杨中芳的面给举了陆雷和陆萌的例子。他说你一定要找这样的年轻人，是能够找到的。

有一次我们在开会，在宾馆里吃早饭，他就跑过来跟我说，“杨宜音，那有学位办的领导，你要找他去谈，争取把心理学列入学科目录”。

还有一次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中央重视社会心理学科的发展。此前，他也是找我了解情况，有了领导批示，他拿给我看。他去世前两三月，有一次在所里见到我，他说，咱们还要写信。我说，陆老师你还有劲儿写啊，我都要退休了。他说，社会心理学还要发展，你要有一个全盘的考虑，要让社会心理学为国家做大事。他一直在为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思考，特别是做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他真的时时在关心。

两个月以前，我因为做社会心态的观测点，正好去东北跑了一趟，想做东北农垦和大庆的心态研究。他一听我说，他马上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非常认真地跟我说，他说我最近写了一个东西，东北的农垦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的问题，你要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配合来做，他就给我一份他写的报告。他这个建议就是把东北平原建成中国未来的大粮仓，他第一句话写的就是“天佑中国！”他说，俄国不下雨、美国不下雨，都下到中国来了。他写中国粮食增产他的喜出望外，他的担忧，他对未来的一些判断。我一看时间是10月3号定稿，心想这老先生在这个年龄了，过节都不休息。他还给我好多的嘱咐。他说，你这样不行，要做与国家有关的大事。告诉我说，现在黑龙江的省长做了批示，省里已经组织调查队去北大荒了，你要做社会心态，你要跟紧了。他就是这样，平时在所里碰见，他都会给我关于发展社会心理学的建议。

前一段知道陆老师走了，夏光写的一篇纪念的文章，他说陆老师是他生命当中的贵人。我要说，老陆是中国社会心理学学科建设的贵人，他心里面有国家、有事业、有责任，也有情意。

我也是陆老师的学生，还有很多想说的话，今天时间有限，我就不多说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