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副院长、社会学所所长）：

听了大家的发言，最后再说两句。社会学所在社科院还是一个知名的研究所，这和陆先生治所的精神和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是有很重要关系的。为纪念陆老师，也为我所的继续发展，我在这里还要强调以下几件事情：

第一，我们要敢于直面社会问题。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是我们社会学人的职责所在，也是我们社会学所的重要传统。陆老师当所长的时候，我们关注社会问题的研究。我当所长的时候，也下大力气研究社会问题。在研究过程中，既要强化我们的研究力量，也要善于应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表达。我们要善于处理和正确处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要在治所的时候从关心人、爱护人、培养人的角度制定制度与规则，保护好学者的研究积极性，调动研究人员的研究热情。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第二，要注意团队合作和团队精神的培养。在老陆之前，当时费孝通任所长的时候，就建立了一支研究队伍，主要带头人有张雨林、王颖等。陆老师来社会学所之后，也特别注重研究团队的培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带领大家去调研、去编书、去搞学科建设等，就以培养队伍为主要目的。当时，我记得国家行政学院那就有一个鱼场，就是养鱼的一个场，也是社会学所的一个研究基地。我们一去那就住几个星期。对大家最有诱惑的是全所70个人，在每个星期周末都可以每人分两袋鱼带回去。一边学习和研究，同时还搞活了福利，可以说，我们的社会发展报告等都是在那里经积极讨论而完成的。陆老师对研究队伍的组建，功不可没。

第三，要在研究和工作上有韧性有坚持。陆老师之所以能够成功，最大的优点就是坚持。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关于社会形势分析问题，最早的时候只有经济形势分析，我们社会学所也想搞一个社会形势分析。但那时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社会形势，翻译成外文人家都听不明白是什么，国内历史上也没有搞这个的，我们硬是敢闯敢干敢创新，没有想到一坚持就是二十多年。在进行《社会蓝皮书》二十年总结的时候，我还跟老陆说，我们《社会蓝皮书》编写组在当时应该说集合了全所最强的力量。那时候方明刚回来，博士就那么几个。最早的两个博士是方明和陆建华，我们四个人是第一个小组的。现在这批人，你看看有的另谋高就了，有的下海了，有的发展不那么顺利，但是这个事业一直在流传下来。

包括我们百县市调查，一开始在陵县搞，我们只搞了一本，但逐渐拓展，后来搞了一百多本。百村也是，当时只是5万块钱的课题，但是一路发展下来，到现在还在做，才将这个事情做大了，这就是贵在坚持的成果。

第四，以改革开放的方式治所。应该说，现在我们所是全院对外联系最多的所。每年出外访问与接待来访的人次——出去的人和进来的人在全院都是名列前茅的，这和老陆的开放思想是很有关的。

老陆本身不懂外语，但是他和外国人可以很快打成一片。我记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为打开局面，我和老陆去美国，走了好多地方，认识了很多朋友。大家也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在为老陆开追悼会的那天，来了一位老外，叫白威廉。他原来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我们到芝加哥的时候，白威廉还跟我们说美国教授不抽烟，也不喝带酒精的饮料，啤酒也不能喝。后来老陆把他请到中国来，带他到陵县，就对他说，你下去，你在中国做调查不喝酒不行，经过多年锤炼，白威廉后来喝五粮液都喝得很厉害，这人的口味与爱好是会改变的。

包括日本，老陆去了以后，很快就与人家称兄道弟。本来日本人很讲究，但他说话的时候左面拍一下人家，右面拍一下人家——人家也不在乎，很快就搞得很熟、打成火热。柿崎京一是日本研究渔村的出名学者，他来找老陆，说他想搞日本、韩国、中国三个村庄的研究。他在日本有一个多年的调查点，在韩国也找了一个村子，准备在中国再找了一个村。因为要进行比较，就希望将中国的这个村子选择在山东。一开始找陵县等都不行，他要找一个靠山的，后来找了泰安的一个村，他持续研究，坚持了十几年，年年来，带回去了一麻袋的调查材料。

有一年我到日本，他请我到他家的别墅去，我对他说很可惜啊，你到中国这么多趟书也没有写出。他说他在晚年一定要写书出书。我们本来在今年8月份为老陆准备这个会的时候还要请他来呢，可惜现在不行了。

总之，我们现在在坚持的很多的传统是老陆那时候开辟的，他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今天的发展，对我们所来说，这也都是很宝贵的治所经验和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