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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师如父——怀念陆学艺老师
黎宗剑
2013-05-25

 

每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父母老师的深远影响。如果说父母主要影响个人的早期生活,那么老师的影响通常是在上学之后,有些影响甚至会延续一生。在我的成长历程中,从小学、中学时代,到大学、研究生阶段,都曾遇到过不少优秀的老师。他们传道、授业、解惑,不仅启迪我智慧,而且塑造我人格,给我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对我影响最大的,无疑是陆学艺老师——不仅是因为作为我的博士导师,他的职称、职务和学术成就在我的所有老师中属于独一无二的;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为人处世、道德文章、治学精神,是最值得我们称颂、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之间的师生情谊,是最值得我们骄傲、最值得我们珍惜的。

 

在我原来的想象中,老师是高不可攀、难以接近的。早在1980年代后期,我还在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工作期间,曾经参加过老师主持的国家社科重点课题“中国国情——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他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又是全国性大型课题的负责人,我和周围的同事都对他崇敬有加、仰慕不已,但始终没有机会见面。出于景仰之心,也为了争取有更多机会向陆老师求教,我于1991年初决定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在报名之后,我冒昧写了一封信寄到北京,试图向他了解一下复习范围和参考书目之类的问题。然而,那封信犹如石沉大海,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回复。在望眼欲穿、有点失望之际,我开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猜想陆大人是不是压根就没把我这个边远地区的小考生放在心上?或许他已经在中国社科院就读的硕士研究生中“内定”了人选?我甚至主观地想象,他可能是那种冷峻严肃、人情淡漠、难以接近的教授。

 

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有一天突然接到了来自北京的电话,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一位学术秘书打给我的。他在电话中说,老师委托他告诉我,我的信收到了,由于太忙,加上有规定不可向考生提供考试信息,所以没有回信。他还说,招生坚持择优录取原则,只要认真备考、成绩优秀,就有希望被录取。

 

接过电话之后,我心中的疑虑和猜想顿时烟消云散。由于那个电话,老师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加高大而可亲,我对他的尊敬和仰慕更加深厚;由于那个电话,我考取他的博士研究生的动机更加强烈,信心也更加坚定。

 

1991年秋,我终于如愿以偿,成为陆老师当年录取的三个博士研究生之一,彼此之间的师生情缘自此开始。师从陆老师三年,以及在此后二十多年的交往中,我们获益颇多,受益匪浅。

 

老师带给我们的,首先是家庭般的温暖和父亲一样的关怀。入学不久,老师打电话让我们同学三人一起去他家过周末,顺便安排近期学习计划。当我们走进家门,看到餐桌上已摆好香味扑鼻的饭菜,客厅的茶几上还摆着各种水果和干果。师母笑容满面地站在客厅,老师穿着围裙从厨房走出来,招呼我们入座吃饭。那时学校的伙食不是太好,我们三个同学的家都在外地,能够吃到导师和师母亲手做的可口饭菜,心里十分高兴和感动。临别时,老师说:“以后你们每周末都来家里改善一下生活吧!”导师盛情,学生随意,在三年学习期间,我们几乎每个周末或节假日都去“蹭饭”,有时他和师母工作太忙就两周去一次。我们仨师兄弟每次从导师家酒足饭饱后回到研究生院,其他同学总会投来羡慕的眼光,因为像我们这样的“学生待遇”,在社科院是不多见的。如果不是导师和师母具有父母一样的仁爱之心和宽厚胸怀,哪个学生能够获得如此待遇呢?

 

二十多年前,我们刚来北京的时候,难免会有“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心境,导师和师母的关爱使亲情缺失的我们获得了某种心理补偿,每次去导师家都有回家一样的感觉。如今,我们已在北京安家多年,年近八旬的导师尽管既要忙于课题研究和社会工作,又要照顾患病的师母,他仍然经常关心着我们,把我们这些已为人父的学生当作孩子一样看待,每次见面都会嘘寒问暖、谆谆教诲。前不久,我给导师打电话谈别的事,无意中提到我夫人和孩子回老家度假去了,他马上说,就你一个人,自己做饭不方便,今晚就到我家来吃吧。等我赶去,他已安排保姆做了一桌好菜等着我。茶余饭后,他教我如何沏铁观音,如何做鸡蛋肉饺,告诫我过了五十岁要注意身体健康,特别是心脏方面的问题......

 

老师不仅始终如一地在生活和工作上关心爱护学生,更为难得的是,他在为人处世、道德文章方面言传身教,给我们树立了值得永远学习的榜样。记得他第一次给我们上课,主题就是“做人与做学问”。他说,做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如果做人做不好,学问做得再大也不行。在他看来,为人处世是第一位的。人的成就有大有小,学问有深有浅,但最重要的是要修身养性,做一个正派人,善待亲朋好友。他教导我们,一定要在做好人、处好世的基础上做学问,在做学问的过程中广交朋友,与人为善。他同时又强调,博士不只是“知识广博之士”,而应成为“专士”,即有专长、有专业深度、有独特研究成果的专家。做学问一定要有绝活,有独特的本领和观点,要耐得住寂寞,针对某些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持之以恒地钻研。

 

老师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要求学生正确处理好做人与做学问的关系,自己首先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他一生做了许多大学问、好学问,其成果之多、影响之大,是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的,学生难以望其项背。对于他的处世之道、治学精神,学生虽耳濡目染、受益终生,但同样望尘莫及。

 

在社科院学习期间,我曾经陪同他到深圳参加全国社会学年会,之后去当地农村调查。在会上,我发现老师人缘很好,来自全国各地的会议代表都很敬重他。他的一些老朋友在得知我是他的学生之后,情不自禁地说:“你有机会做老师的学生,多有福气啊!”为了进一步证明其羡慕之情是有根据的,他们接着说了一大堆关于陆老师的好话,从人品到学问、从道德到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会后去农村,在几天的调查中,看到老师无论对哪一级干部群众,都十分尊重、坦诚、亲切,而他们也对他非常友好。在与农民交流过程中,老师总是仔细提问,专心倾听,认真记笔记,还不时微笑着拍一下对方的肩膀,越谈越近乎,越谈越亲热。到了晚上,为了节省经费,或许也是为了体现师生平等,老师和我住在一个普通招待所的双人房内(按照他当时的级别和身份,住五星级宾馆的单人套间也无可厚非)。每天回到房间,比他年轻得多的我在经历一天的调查之后早已疲惫不堪了,可他仍然要整理调查笔记和研究心得,一直到深夜才关灯休息,而次日总会比我更早起床,六点多钟便开始伏案工作。

 

通过那次会议和调查活动,我不仅领略了导师的为人风格、处世之道,也被他的调查方法、研究态度和治学精神所感染。在后来同他的交往中,老师始终保持那次深圳之行所展现的风格和风范,在我的心目在中留下了越来越深刻的印象:待人和善、治学严谨、忧国忧民、眼光独到、精力充沛、刻苦勤奋。

 

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老师是良师,也是仁者。他对上级、对同事、对朋友、对家人,总是保持亲和宽厚、成人达己的态度。对于学生,他总是平等相待,立己立人,既尽导师之职责,言传身教,又满怀仁爱之心,寓爱于教。在老师面前,我们既是学生、弟子,又像是晚辈、子女,有时还像同事和朋友。他对我们既严格,又宽松;既严肃,又宽和;既严厉,又宽容。

 

既严又宽,亦爱亦教,这是良师的态度,也是严父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