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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恩师郑杭生先生
王洪伟
郑杭生先生悼念网
2014-11-20

2014119日晚十时许,我正在洛阳进行《再造传统——郭爱和三彩生肖陶艺的艺术经济学研究》一部书稿图片部分的整理,突然接到来自北京的消息,恩师郑杭生教授走了!令我恍然难以置信。

418日,郑老师第一次触电微信,可能新奇,在微信里大声喊我:“王洪伟,王洪伟,你在哪里!我是郑杭生,我在杭州!”随后的几个月里,老先生与我微信里互动频繁,大都与社会学学术相关。只是最近两个月,他的微信里突然多了养生保健的转发内容,我还诧异老先生怎么也关心其健康来了?因为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多考虑健康”就是“不健康”。但我压根从未想到一向康健的恩师有恙。

先生一生,少年聪颖,但国难家困,辗转流离,多遭苦难;青年时期尽管因“出身不好”多历政治运动波及,吃进苦头,但坚持信仰、乐观向上,持守清贫,勤学著文,成就斐然;45岁出国留学,偶然由哲学转社会学,筚路蓝缕。二十余年间,先生由社会学的荒原上白手起家,社会学著作等身,为中国社会学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尤其是其开创的社会运行学派,赢得了海内外社会学界的高度评价。其一系列社会学著作、文论中阐述的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观点,还深刻地影响着整个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及社会实践,有着深远的学术影响力。

在这里,我从二十余年来随先生从学、交往的往事中撷取点滴细节,仰望先生为学以真、待人以诚之“求学为人并重”的伟岸品格,权作纪念。

我自1996年随郑先生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硕士研究生。其实早在大二我开始准备考取社会学研究生的时候,我就立志选择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在当时信息闭塞的情况下,四处收集先生的文章和专著,无论哲学的还是社会学的,无论论文、著作还是小品文,几乎深刻翻览了先生可见的所有文论,为先生深入浅出的理论见解所折服,反复揣味先生“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特别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的社会学定义,深感先生苦涩理论深处内涵的忧国忧民情调,顿使贫困农家出身的我有种天然的亲切感。心深向往之。

当年我破衣烂衫首次进京面试,初见先生,虽威严而亲近,如沐春风。

记得面试会上,仅有先生和蔼问我:你为什么报考人民大学?

我答:我本科读的是教育学,在准备报考社会学研究生前,我先遍览国内社会学界各大理论流派,郑老师提出的“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特别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的社会学定义,深深吸引了我,我觉得这是最适合中国社会特点的社会学理论。

先生再问:你为什么要考社会学研究生?

我答:我来自贫困农村,我读书的最大志愿就是能够有一天用自己所学改变那种贫困和苦难,但是在读书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单靠经济增长从根本上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我觉得社会学具备这种优势和潜力……

先生喜形于色,爽朗笑声中示意让我告退。我心下忐忑不已。与其他考生闲谈方知当年进线人大社会学的考生都是人大社会学本系应届、往届学生,而我是唯一跨学科、跨学校、跨省份的“进京赶考生”。

当年报考导师考生十多名,进中国人民大学分数线的考生也有5个。面试通过及入学后月余社会学系尚未公布追随的导师。近两月,系办通知新生导师名单,我赫然忝列“郑杭生”名录下,令很多人对我这个“土小子”费解;当然,我也是“受宠若惊”了。

研究生三年,我如履薄冰,埋头社会学课堂,躬身社会学理论天地勤勉耕耘,不敢懈怠,不敢有损先生知遇之恩,读书做文上以求小有斩获。但是临近毕业才冒然提起入门渊源。先生显得轻描淡写:当初选你主要是看你理论功底可以,读书志向纯正。一言既出,先生高风亮节令人动容。

初进京城,我一度对学术界空洞浮泛的风气感到不安,读书情绪上引起很大波动。当时先生刚刚从人大副校长行政职位上退休,远赴日本讲学。当时网络尚不发达,我把自己的苦恼托精明师兄转寄邮发先生:

如果我们搞社会学的一味讴歌、赞颂和谐稳固的社会条理秩序,而无视人心深处的落寞、孤独、无助的感受,那么追求静止不变的社会稳定、或者飞速迈进的社会发展又有什么意义呢?!……我来自贫瘠的乡村,我经历了一个农村孩子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您难以想象的饥饿、不公平、被歧视、精神或思想裂变等等诸如此类的痛苦折磨。我先是从那种恶劣的环境中逃脱出来,我所有的知识和生命追求就是希图改变那种悲惨的状况。自幼我一直接受的是正面的、正统的书本知识教育、熏陶和说教,同时大部分经受的却是负面的现实社会锤炼。但是我依然豪情万丈地幻想有那么一天用自己的力量改造这个世界,使其更美好、和谐、安宁和真诚,尽管不断地遭受挫折,直到读研前,这种一厢情愿的理想一直支配着我。这里(即人大求学)短暂的生活带给我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人人都在追求一种闲适、优裕的、有地位、有声望的生活方式,谁还管“责任承担”呢?神圣的期望随之而来的是强烈的失望情绪。我真的莫衷一是了:这里是“第一地方”。也许自己人生定位的偏差太大了,可是我那么辛苦建筑起的大厦就如此经不起冲击吗?可是,大部分人都“这样”,而只有我“那样”又该如何解释呢?……大学时代,我那么热切地希望成为一个学问家,尤其踏入社会学的门槛之后又如此努力地作着社会学家的梦:因为我坚信,政治和经济带给人类和社会的“物质支持”是暂时的,只有“思想和精神食粮”才会永恒存在。但是,这只不过是我梦想的一个方面,即,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另一方面,我又不想作为一个纯粹的学问家,而希望看到自己的学问给人类和社会,尤其那些在痛苦的生活中挣扎的不幸的、贫穷的“乡下人”带来福音:足食,健康,欢乐。可是……

不久精明师兄转来先生回信,先生看到了我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愤世嫉俗的情感”,告诫我“受过苦的经历”对人生来说其实是一笔财富,不要使自己变得“心胸狭窄”,不要“躺在受过苦的经历上”,妨碍了前进的路,甚至成为自己“不可摆脱的负担”,“用自己的过去限制了自己的未来”。先生苦口婆心的训示使我一下子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清醒,照亮了曾经昏暗、混沌的心窗。

三年硕士学业濒临结束,我突然对沉闷的学术气氛生发一种深深的厌倦情绪,有一种强烈的“走出去”、“透透气”的渴望。

我把我的这些想法借助大用师兄的电脑网传给日本讲学的先生后不久,先生的邮件就回到了。先生的答复使我汗颜不已:“就我来说,当然希望你能继续念博士学位,我觉得你还是有基础、有后劲的。……”

委实可惜的是,我没有听从先生的挽留。1999年我慨然南下,进入当时中国新闻业的高地——南方报业集团从事政治新闻、社会新闻的采访编辑工作。从业新闻之后,都不忘远远观望先生愈老弥坚、大著迭出。内心的喜悦常常是不自禁的:先生学术思维更显成熟,理论体系愈益完备。

个人生活、思想上的困顿,也总不厌其烦地叨扰先生。20036月花城出版社出版我的个人专著《顶级监督——传媒监督与人大监督的组合张力》。先生专门为我写序:

……王洪伟同志,1996-1999年从我攻读社会学硕士,颇有社会学者的潜质;1999年他南下从事新闻工作,长时间从事人大政治新闻报道。全书运用社会学的案例分析方法,从一个新闻记者的视角,细致考察和分析近几年中国人大监督与新闻监督联合造就的典型案例,并加以学术化的思索,从中我看到一名新闻记者对当下中国政治时事的敏锐洞见和豪情高涨的社会抱负,这是令我感到欣慰的。[1]

先生已经开始称呼我“同志”了,序中毫不吝啬的表扬和鼓励,一直是我新闻从业生涯中最大的快慰。

1999-2006年,我的新闻阵地屡屡转场,行走于沪上、南粤报界,辗转腾挪,致力于新闻事业。因为新闻事务繁杂,我从事新闻期间,先生每到南国或沪上讲学或公务,我才会有当面聆听先生最新学术观点意见的机缘,每每都会颇受教益,深为感怀。

记得2002年初夏,先生带着师母到广州,我刚好空闲,陪着先生和师母在南国风景名迹周游。那是我硕士毕业后与先生一起待的时间最长的美好时光,相谈甚欢,也是最深刻的一次聚谈。那时候精明师兄刚好在广州挂职,邹勇刚、陈忠实等人大社会学的师弟师妹都在广州从事新闻工作,我都召集到一起与师父师母欢乐相聚。于今,想起当时先生和师母的欢喜,令我感到悲伤。

2005年,我心头渐渐萌生从新闻退出的想法。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我这样说:

七年的新闻历练,于我确乎身心疲惫,人生方向迷茫得简直找不着北,一味凭借着情义留下来,也注定不会有多大作为,心态的失衡、烦乱,可能仅只添乱。当初那种‘俯拾一地,舍我其谁’的豪情和勇气,已经荡然无存,一种漂浮、流荡的情绪,日渐一日地缠绕着我的新闻行程,如幽灵般遮蔽了继续新闻路途的标的。

当年底,先生南下广东省委中心学习组讲学,我一路陪同。闻听我精神上的困顿,先生心有不忍地劝慰召唤我重返学术。

少年时代,我的人生最大志向就是做一名自由的教书匠,在知识和思想的海洋里自由徜徉,以所学献身国家和社会;或者学而优而仕,更直接地献身于生我养我的土地和人民。这样的学术理想和人生志向,大多源自先生多年来的耳提面命和言传身教。

对我而言,从业新闻七年后回归到学术,与七年前之举相比,更是一个“急转弯”:都是为理想的落地寻找一个切合自己的实践或心灵平台。一如昔日心地,只求一心向学,孜孜不倦,持之以恒,别无他图。一端以“社会问题”着眼,深入其内,条分缕析,行之以学术意见,望见效于社会政策;一端以强化理论思维,冀望承继先生衣钵和胸怀,为构建中国社会学理论添砖加瓦。

2006年,我重回先生门下,静心回到已经日趋成熟的中国社会学。

由于多年的新闻历练,我颇倾向于当下中国社会问题的社会学研究。2000年起我在南方从事记者工作的时候就一直报道和关注着农村爱滋病蔓延问题,我在博士期间的研究工作一直围绕着这个大的历史现实问题储备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知识和素养;读博士期间,我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都行走在湖北、河南的农村田野里进行访谈、调查和收集文献。

没想到临到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不得不因故中断,我不得不紧急转向。经向先生请示,“神垕钧窑”成为我博士论文新的研究对象,并迅速转入新选题的田野调研。刚接触这个选题,理论框架还很模糊,我只是觉得从市场与政治的交集点上考察“神垕钧窑”的历史变迁,换而言之,我冀望穿过市场和政治的缝隙透视神垕钧窑行业的历史变迁。

整个选题的调研、田野访谈、文献搜集、理论准备以及论文主体框架的构建和写作,基本是同时无缝隙展开的。开启时间是20086月中旬。随着调研的深入,选题的“问题意识”逐渐清晰:

一方面,从现实的视野考量,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作为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后起赶追者,中国采取的是一种赶超式的发展战略。在这种宏大的赶超战略中,一个突出的发展战略就是“名”文化发展战略,很多传统文化地区,利用本区域的“名人”、“名遗迹”、“名古事”、“名特产”,发展地方经济,并获得奇效。而且这不是一城一地的发展策略,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各地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学术界对于这种“名”文化经济发展战略却少有真正学理上的探索和分析。我的雄心是从社会学的视角来弥补这种学术上的缺憾。

2009年,我的博士毕业论文《传统文化隐喻——禹州神垕钧瓷文化产业现代性转型的社会学研究》通过答辩而且还获得学校优秀博士论文,而且与《中国钧瓷艺人录——政治、市场和技艺框架下传统手工艺人的社会学叙事》一起由中州古籍出版社于2010年底出版。先生为两书慷慨写序,以资鼓励和支持。

先生在为我的新书《传统文化隐喻——禹州神垕钧瓷文化产业现代性转型的社会学研究》撰写的序言中说道:

王洪伟博士从事近十年新闻职业后转型致力于社会学研究,其学术精神可嘉;而且他一下子从繁华的沿海都市回归到黄河流域传统文化根源地带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型的可能性路径和运作机制,更为难能可贵。可以说,王洪伟博士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现代性转化运行机制的研究也是我所一向倡导研究的“中国经验”有机组成部分,大大充实了“中国经验”的内涵,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都不可低估。[2]

这种学术上的肯定和鼓励,对于初回学术的我来说,那是多大激励和鞭策!

2009年博士毕业后,我突然对传统中国文化研究兴趣盎然,于是彻底离开繁华喧嚣的大都市,回到中原腹地。先供职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2013年底转场到河南大学艺术学院,从事钧窑、中原陶瓷学和现代陶艺的研究与实践。期间,我先后创建了河南大学中国陶瓷文化研究所、河南大学陶艺研究与创作中心。

20111120日,我筹办河南大学中国陶瓷文化研究所成立仪式,特意邀请先生到河南大学撑场,先生对学生事业的关爱由此可窥一斑。那次邀请先生远赴河南,我还有一个心愿,想安排先生到中原几大历史名窑现场观摩,寄望透过先生的的学术影响能够关注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行程确定之际,先生接到急电,赶回中宣部开会,而且时间显得捉摸不定。当时师母是一起随先生到开封的,先生回京开会时,安排师母在开封等候,以便“好好看看”中原瓷区。可惜本来以为很快结束的会议一再延后,开封的暖气也不给力,师母竟然小有感冒。经与先生商量,我不得不亲自护送师母到首都机场,亲手交接给先生,我再匆匆返回中原,紧锣密鼓地继续陶瓷田野调研。先生未及近距离观察我近年来的学术研究侧重及成果,一直是我引以为憾的事情。

20122月底,我进京参加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的郑杭生教授从教5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成立大会,我给先生带去我与陶艺家张大强先生合作的两件古朴鲜艳的钧瓷大器,一为炉钧窑变花釉斗笠碗,我起名为“顶天立地”;一为钧红釉大罐,我起名为“包容”。2013年底,先生在为我的专著《扎根的现代性:当代中国钧窑先锋艺术——以张大强陶艺生命史为核心的艺术社会学研究》写序的时候,还提到这两件钧瓷大器:

其实,洪伟博士精制精选的这两件钧瓷大器,于我是有着特别的意义。近年来,我不断重复的两条治学原则,之一就是“顶天立地”:所谓“顶天”就是站在世界学术的前沿,要具有世界眼光和前沿意识;所谓“立地”是要深入中国实践的基层,要具有本土立场和草根精神。只有“立地”,才能真正地“顶天”;也只有“顶天”,方能更好的“立地”。

之二就是“包容”精神,强调做学问要科学性与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建设性与批判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的统一,学术研究要坚持不“左”不“右”的学术准则,即既不附和右,也不附和“左”,在理论上力求不走极端、不搞片面性,尽可能实事求是地坚持我认为正确的东西。我形象地为这种学术态度做了这样一种注解:上联:是“左”是右任人说,下联:不“左”不右行我路;横批:我还是我。

这两条看似抽象的治学精神,经洪伟博士和陶艺匠师土与火的冶炼,烧制出如此内涵丰富的陶瓷艺术品;而且,以具象的陶瓷器皿,表达艰深的学术理念,颇使我诧异不已。[3]

这也是我与先生的最后一面。

2009年回到学术,其实尽管我离社会学本业越来越远,甚至跨界到陶艺以及中国艺术史和艺术理论领域,但总感觉在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德高望重的先生,象一座大山一样给我以依靠和学术自信;我也时刻关注着先生的学术动向和一言一文,远距跟进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理念不断更新,总感觉那是一面旗帜引导着我学术行进的方向。先生一走,突然有一种大山坍塌的无依无靠感。

先生常常告诫我,学术思想必须来源于社会现实,而又不断为现实生活提供理论的滋养——同样,这也是我从事学术工作的前提,也是我生命的终极追求。

先生的一生,无疑对中国社会学理论构建居功至伟,但先生不是空头的理论家,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贯穿着其整个的学术生命之中。在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及定义的学术论争、在关于社会转型意义和实质的学术论争中,我们都可看到先生这种卓越学术品格的闪现。

由此我回想其先生常常引以自谑的一幅对联,上联:是“左”是“右”任人说;下联:不“左”不“右”行我路。横批:我还是我。2008年、2009年交替之间,我进京面师,拜求军旅书法家刘永申先生扇书一幅,翻唱先生对联如下:真理不能左右,如何左右,天下左右之事犹未了,更何况难于左右,是左是右任人说,不左不右任我行,中道是法,道法自然。我就是我,不二高识。至高不可望其顶,至美不可见其形。自知者明,明论不灭,天地共晓,仁者再多意,和气得天真。

不理解个中含义的外人还以为先生学术上采取的是一种“鸵鸟式”的中庸或犬儒政策。实际上,先生常说:

“学者的学术责任是理性地思考,而不是感情用事。学者的根本责任是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而不是相反。学者的社会责任之一,是推进健康的社会心态和思潮,引导不甚健康的社会心态和思潮,而不是去迎合不甚健康的东西。这样的迎合,可以取得廉价的赞美,可以热闹一阵,但是经不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我的一位朋友说得好:学者不能只解构不建构,只务虚不务实,只求异不求真。”

他还说:

“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也是社会学者的成事之道。这是因为没有建设性精神,做不成事,只破不立,结果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没有批判精神,就不能发现旧事物的缺点,不能知道新事物的强点,同样做不成事,至少做不成大事。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所包含的上述两个方面,对我们完成中国社会学所担负的重大历史使命都是不可或缺的。”

先生高屋建瓴之言,透露出不仅于社会学界,也是对当下整个学术界哗众取宠的喧闹场面的箴言。我心铭记之!从业新闻,我遵从记者良知的鞭策;侍弄学问,我遵从学术良心的呼唤!

我自2006年回到学术,已近十年。近十年来,我时刻铭记先生训示,扎根中原历史文化腹地,走进历史瓷区,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意识,更多以独特的社会学理论视角透视传统中国文化尤其是传统中国陶瓷文化艺术,从陶瓷文化研究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灵魂,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灵魂及现代性转型可能性路径,深究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历史逻辑和学理逻辑,为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型的可能性规律和路径提供学理和智力支持,发表出版了一系列带有浓郁历史社会学意味的学术成果。这些都与先生生前点点滴滴的谆谆教诲密不可分。

以上种种回忆,总是令人伤怀难禁。趁着先生尚未走远,寄上悲痛的哀思:

是左是右任人说,不左不右行我路,我还是我;

顶天立地系转型,理论自觉贯中西,耕社会学!

是以此文,作为对先生最真切而撕心的纪念!

20141114日凌晨

於河南大学艺术学院

 

[1]王洪伟:《顶级监督——传媒监督与人大监督的组合张力》,第2-3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年版。

[2]王洪伟:《传统文化隐喻——禹州神垕钧瓷文化产业现代性转型的社会学研究》,第5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3]王洪伟、李建设:《扎根的现代性:当代中国钧窑先锋艺术——以张大强陶艺生命史为核心的艺术社会学研究》,第2-3页,郑州:海燕出版社,2014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