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社会成长起一批特殊的群体，即农民工群体。他们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又为之做出突出贡献。他们处身于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大浪潮中，面临着来自农村和城市的双重压力。另外，这个群体内部结构正在发生大的调整和变革，分化成为两个主要的人群，即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这两代农民工的成长、成熟的过程并未截然分开，第二代农进民工作为第一代农民工的继替者，是伴随着第一代农民工的外出务工过程，突破数十年城乡二元分割体系发展起来。本文注重研究第二代农民工的自身特点。
关键字：第二代农民工；钟摆式；边缘化
在农村外出务工的群体中，第二代农民工群体逐渐占据着城市外来人口就业市场的主角。在第一代农民工逐渐淡出城市劳务市场的大趋势下，第二代农民工对当今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基于此，国家及时关注了这一群体并给予高度重视，政府发布中央一号文件，首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1】，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一、第二代农民工概念解析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标志，本文就相关概念予以解释。“农民工”指具有农村户口，一般在农村有承保经营的耕地、季节性外出务工或长期在外务工，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性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群体。【2】尽管他们利用一年中的大部分甚至全部时间从事的不是农业生产，自身不在农村，但由于我国户籍制度的体制性弊端的存在，他们的户口仍在农村，身份仍是农民。第二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的特殊群体。
本文研究所涉及的概念“第二代农民工”，是中国学术领域关注“三农”问题而提出的新的不成熟的概念，至今还没有得到公认的定义。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王春光做了解释。他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他们是年龄在25岁以下，于20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另一层含义：他们不是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因为他们不是在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外出过程中出生和长大的，而是介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过渡性的农村流动人口，他们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具有不同的认识、生活期望和行为。【3】林斐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80年代后出生，年龄一般在18到25岁，多数处在未婚状态。他的研究发现，外出农村流动人口平均年龄由80年代的30.86岁，下降到90年代的22.99岁，两者相差7.87岁，非常接近于通常所说的相差10年就差一代的情况，新生代劳动力的年龄偏小。【4】百科词条中的“农二代”概念内涵与本文所用概念基本相同，但“农二代”所指的农民工在农村中没有耕地。大多研究人员使用“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这两个概念时，一般是在王春光概念界定的基础上，结合各自研究的需求，加之不同的观察视角综合使用。
据研究的实际，本文对王春光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概念的界定存在异议。本文认为，后者的内涵和外延比前者大，或者说，前者包含在后者中，是在后者发展的初期阶段中出现的一个替代性概念，并且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但是，在所用材料有限的情况下，王春光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研究仍可作为本次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结合相关学术资料和观察访谈，本文就“第二代农民工”这个概念给出以下界定：第二代农民工主要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户口在农村，身份是农民，中学毕业即在城镇打工的群体，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在农村出生并生活、上学，中学毕业外出务工的人群，一部分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后代，自小随父辈在城市生活，本身已经脱离农村现实环境。因此，本文所用的“第二代农民工”实际包含了王春光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的双重意义。
二、第二代农民工特点分析
第二代农民工自身的特点研究是第二代农民工研究者的重点。解析他们自身的特点也是本文的关键所在，因为只有认识了他们的特点，才能理解他们与农村的独特关系，才能以此为突破口找到理清相关问题的思路。
关于第二代农民工的特点，借鉴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可集中表述为“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期望值高，工作耐力低，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少”等“三高一低一少”等。中国社科院研究院王春光对他们做了学术描述：新生代农民工有76%未婚，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的，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属于“生存理性”的外出，而是更多的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5】第一代农民工普遍的将谋生作为第一目标，建筑工地是他们的聚集地，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把目标投向了服务业、电子业、制造业等行业。
从外出动因和行为选择的关系角度，我们可进一步看到第二代农民工的一些群体特征：他们对外出有着更多的期望，而不仅仅限于解决生存问题之需要。【6】他们在外出的过程中不断地构建他们采取行为的动因和理由。在外出的过程中，他们一方面习惯了外出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因为更多的期望没有实现而对现状的满意程度没有第一代农村农民工高，尽管这样，他们却有更多的人希望继续留在外面，而不愿返回农村，这是一个比第一代农村农民工更充满着自我矛盾的群体。王春光在2001年对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中涉及到农村流动人口外出的诸多原因，有“耕地太少，在家无事可做”（55人，14.07%），“家乡太穷，不想过那种生活”(33人，8.8%)，“不太喜欢务农”（39人，10.40%），“务农太辛苦”（62人，16.53%），“一直在念书，不懂生活”（64人，17.07%），“逃难在外”（2人,0.53%），“羡慕城市生活”（33人，8.8%），“外出务工经商是年轻人有出息的标志”（51人，13.6%），其他（36人，9.6%）。【7】
2.1受教育程度
2006年，农业部利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对全国除北京、上海、天津、内蒙古、青海和西藏外的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537户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就业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在本次调查中，农村外出劳动力接受过小学文化教育的占26.2%，比样本中该文化程度劳动力的比例低23个百分点，接受过初中文化教育的占61.3%，比样本中该文化程度的比例高18.7个百分点，接受高中及以上文化教育的占12.5%，比样本中该文化程度的比例高4.4个百分点。调查表明，外出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明显高于农村劳动力的整体水平。在农村劳动力中，有专业职业技术职称的比例为0.5%，受过职业教育或培训并获得证书的农村劳动力的比例为3.8%，而外出劳动力中有专业职业技术职称的比例为2.4%，受过培训并获得证书的比例为18.5%。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城市劳务市场而返回农村，第二代农民工逐渐登上城市舞台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规模巨大，分析显示，2000年我国共有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3226万，其中，新生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达1481万，占46%。”【8】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年龄为29.1岁，30岁以内的占61.1%，其中16—25岁的占44.9%。【9】同时以重庆市江津市为例，据江津市农调队2003年对该市南部山区的蔡家镇18570个外出劳动力的调查，有18—30岁青年中，外出打工的占77.38%，在外出劳动力中，具有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数占32.7%，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数占50.2%，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占17.1%，而全重庆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47.0%，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6.6%，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占6.6%，由此可看出，重庆市向外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以青年人为主，且文化程度较高。本文认为，这种现象具有一定必然性，一方面，以第二代农民工为主的青壮年劳动力的文化素质相对高于农村劳动力的整体水平，使他们在掌握新技能、接受新事物、进入新行业和新工作领域等方面具有优势；另一方面，尽管第二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较高，但与他们的父辈相比而言，其农业生产劳动的经验与技能薄弱，不是现今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
2.2外出时间
第二代农民工的外出时间，由季节性转移转向常年性转移，职业身份亦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即“非农化”。【10】根据农民工的外出时间分类，研究人员将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流动方式分为“候鸟式”和“钟摆式”两种主要形式。第一代农民工大多选择“候鸟式”，主要原因是，农民工收入偏低，不足以支撑其在城市长久居留，并且在农村均有承包地。他们进城务工的首要目的是赚钱，回乡建房、结婚、供子女上学和发展农业生产等，农村是他们最后的归宿。在广东务工的1700万农民工把大部分收入所得汇回家中，川、皖、豫、湘部分地区农民工汇款项超过当地的财政收入，因此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城市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他们的最终归宿，他们属于“亦工亦农”。
第二代农民工或是初高中毕业后就进入城市，或是随父辈入城打工而在城市生活成长起来的新生代。他们生活和就业方式属于“钟摆式”，常年在外打工，农闲时很少回家务农，返乡的频数比第一代农民工少。他们基本不具备务农经验和技能，没有基本的农业常识，对农村和土地经营较为疏远。伴随返乡频数的减少，他们与农村土地的心理距离和地理距离不断拉大。他们梦想脱离农业，脱离农村，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本领，心中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他们不再像父辈那样留念农村或经营土地，或留在城市等待机会，或学习新的技术，提高自己的技能，以增强竞争力。因此，他们的职业已经发生变化，身份也慢慢转向非农化。
2.3事农时间
不同时间、不同情境和不同社会阅历对人们的行为动因和选择建构产生不同的影响，也就是说，行为个体的行为原因是在其惯习与社会场域的互动和相互建构中形成的。【11】“社会现象是双重存在的，既在事物中，也在心智中，既在场域中，也在惯习中，既在行动者之外，也在行为者之内。”（布迪厄，1998）本文认为，事农时间的长短与农民的现代化高度相关，事农年限越长，意味者在农村的生活经历越丰富，对农村传统观念的认同更坚定，面对异地迁徙、外出务工等问题，更容易做出否定性的抉择。但是，第二代农民工在过去的成长经历中，大部分时间在学校中度过，很少或没有务农经历，缺少基本的农业知识，对于农村的传统习惯认同趋于淡薄，这使得年轻的第二代农民工在作出离开农村走向城市的选择时，不像父辈那样背着沉重的传统包裹，即他们的现代化程度更高，与城市现代化之间的距离更近。因此，刚从学校课堂走出来的年轻人对城市和未来职业的选择有着更为理想的憧憬，更易于放弃土地经营，走向城市和非农化。
2.4边缘化
社会家埃布莱特(Everett Stonequist)在他的《边缘人》一书中提到，“边缘人处在边缘位置，是个孤立的社会群体，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群体，他们发现既不属于所处的社会圈内，也不属于他们原来的社会圈子，这些群体就是‘边缘人’。”【12】对于进城的农民工来说，他们是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户籍制度的改革虽然减少了他们流动的基本障碍，但制度惯性依然存在，农村人与城镇人在享受由制度提供的福利和待遇上也有很大差别。农民工付出同样的劳动，有时甚至付出双倍的劳动，但得到的却是不同等的待遇，他们在城市里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不高，被城乡分割制度边缘化。外来农民工尚未融入当地社会，处于边缘地位和失控状态。“这些寄居于社区边缘的人物并不能说已插入了这村落的社群中，因为他们常常得不到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他们不被视为自己人，不被人所信托。”【13】
边缘化出现以后，一般不会立即消除，而传递给他人，甚至会传承给下一代，从而造成长久的不利影响。表面上看来，单个“边缘人”是无能为力的，对社会似乎不具有什么影响，但是如果越来越多的边缘化问题与城市失业人口增多、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相交织，这就会造成严重的不良社会后果，甚至会构成巨大的破坏力，就会造成社会结构失衡、社会关系紧张、社会联系断裂，从而演化为一系列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的存在，城市和农村成为社会身份定位的主要标准之一。问题在于，“边缘人”无法按照这个存在多年的标准对自己的社会身份进行定位，他们无法使用这种定位方法找到自己的完整感觉。从这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群漂泊的灵魂。如果说第一代“边缘人”还多少能从他们过去的乡村归属中找到部分感觉，那么在第二代的身上，这种自我认同的危机表现的更为明显。而加剧这种认同危机的则是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著名社会学家埃利不斯在研究胡格诺教徒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污名化过程，即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转自杨善华，1999）。在我国城市中，对农民的污名化现象相当普遍，人们总是首先将怀疑的对象指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这里需特别指出的是，这种污名化过程会反过来影响到农民工自身的自我认同甚至行为方式。
2.5“断裂的社会化”
在断裂的社会中，城乡之间已经越来越具有两个时代或两个文明的含义，这种差异会突出的表现在社会两部分居民受教育的程度甚至是价值观和文明上。【14】尽管在城乡之间，名义上都是实行9年义务教育甚至使用大体相同的课本，但实际的教育情况在两者之间有着重大差别。对于一个在农村只完成了初中或小学教育的青年人来说，进入城市完全是进入另一种社会和文化，甚至是进入另一个时代，这另一个社会文化甚至所需要的技能、知识、修养，是他们不具备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他们由于个人的特质而处于劣势。【15】这也可使我们想象到，即使是将农民进入城市的制度性障碍完全排除，他们想要进入城市也是相当困难。
城市中另一个时代的再社会化造成农民工返乡后的不适应。对于回流的部分人来说，回流是一种被动选择而不是主动选择的结果。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回到农村以后，还能适应农村原来的生活吗？1995年7月份，在广东东莞、深圳、中山和番禺等地进行的一项不太规范的调查表明，在月薪千元以上和月薪千元以下的打工族中，表示不太适应过去生活者均高达95%（陈耀明，年代不详）。笔者在进行第二代农民工访谈的时候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特别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学生毕业后就来到城市。他们农村社会生活的经验非常有限，进入成年以后，打工是他们的主要经历。在打工的过程中，他们接触到了城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也渐渐地熟悉和接受了这种文化和生活方式。尽管他们是从一个边缘性的位置观察和接触这种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但这种观察和接触对他们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于这样的打工者来说，回到农村中去，又是一种文化或文明的“逆流旅行”，所造成的不适应是可以想见的。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
[2]
[3]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为选择[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7).
[4]林蜚.中国农民大分流[M].合肥：黄山书社，2008-02：235.
[5]何磊.透视中国新生代民工[J].乡镇论坛,2005(18).
[6]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为选择[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7).
[7]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为选择[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7).
[8]丁志宏.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J].兰州学刊,2009(7).
[9]中国网.2008年中国就业形势预测及其对策建议[Z].
[10]丁志宏.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J].兰州学刊,2009(7).
[11]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为选择[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7).
[12]Stonequist,Everet.tVerner.1930,“TheMargin
乌有之乡
第二代农民工特点分析
杜斌
摘要：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社会成长起一批特殊的群体，即农民工群体。他们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又为之做出突出贡献。他们处身于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大浪潮中，面临着来自农村和城市的双重压力。另外，这个群体内部结构正在发生大的调整和变革，分化成为两个主要的人群，即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这两代农民工的成长、成熟的过程并未截然分开，第二代农进民工作为第一代农民工的继替者，是伴随着第一代农民工的外出务工过程，突破数十年城乡二元分割体系发展起来。本文注重研究第二代农民工的自身特点。
关键字：第二代农民工；钟摆式；边缘化
在农村外出务工的群体中，第二代农民工群体逐渐占据着城市外来人口就业市场的主角。在第一代农民工逐渐淡出城市劳务市场的大趋势下，第二代农民工对当今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基于此，国家及时关注了这一群体并给予高度重视，政府发布中央一号文件，首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1】，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一、第二代农民工概念解析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标志，本文就相关概念予以解释。“农民工”指具有农村户口，一般在农村有承保经营的耕地、季节性外出务工或长期在外务工，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性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群体。【2】尽管他们利用一年中的大部分甚至全部时间从事的不是农业生产，自身不在农村，但由于我国户籍制度的体制性弊端的存在，他们的户口仍在农村，身份仍是农民。第二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的特殊群体。
本文研究所涉及的概念“第二代农民工”，是中国学术领域关注“三农”问题而提出的新的不成熟的概念，至今还没有得到公认的定义。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王春光做了解释。他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他们是年龄在25岁以下，于20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另一层含义：他们不是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因为他们不是在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外出过程中出生和长大的，而是介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过渡性的农村流动人口，他们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具有不同的认识、生活期望和行为。【3】林斐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80年代后出生，年龄一般在18到25岁，多数处在未婚状态。他的研究发现，外出农村流动人口平均年龄由80年代的30.86岁，下降到90年代的22.99岁，两者相差7.87岁，非常接近于通常所说的相差10年就差一代的情况，新生代劳动力的年龄偏小。【4】百科词条中的“农二代”概念内涵与本文所用概念基本相同，但“农二代”所指的农民工在农村中没有耕地。大多研究人员使用“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这两个概念时，一般是在王春光概念界定的基础上，结合各自研究的需求，加之不同的观察视角综合使用。
据研究的实际，本文对王春光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概念的界定存在异议。本文认为，后者的内涵和外延比前者大，或者说，前者包含在后者中，是在后者发展的初期阶段中出现的一个替代性概念，并且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但是，在所用材料有限的情况下，王春光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研究仍可作为本次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结合相关学术资料和观察访谈，本文就“第二代农民工”这个概念给出以下界定：第二代农民工主要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户口在农村，身份是农民，中学毕业即在城镇打工的群体，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在农村出生并生活、上学，中学毕业外出务工的人群，一部分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后代，自小随父辈在城市生活，本身已经脱离农村现实环境。因此，本文所用的“第二代农民工”实际包含了王春光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的双重意义。
二、第二代农民工特点分析
第二代农民工自身的特点研究是第二代农民工研究者的重点。解析他们自身的特点也是本文的关键所在，因为只有认识了他们的特点，才能理解他们与农村的独特关系，才能以此为突破口找到理清相关问题的思路。
关于第二代农民工的特点，借鉴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可集中表述为“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期望值高，工作耐力低，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少”等“三高一低一少”等。中国社科院研究院王春光对他们做了学术描述：新生代农民工有76%未婚，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的，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属于“生存理性”的外出，而是更多的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5】第一代农民工普遍的将谋生作为第一目标，建筑工地是他们的聚集地，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把目标投向了服务业、电子业、制造业等行业。
从外出动因和行为选择的关系角度，我们可进一步看到第二代农民工的一些群体特征：他们对外出有着更多的期望，而不仅仅限于解决生存问题之需要。【6】他们在外出的过程中不断地构建他们采取行为的动因和理由。在外出的过程中，他们一方面习惯了外出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因为更多的期望没有实现而对现状的满意程度没有第一代农村农民工高，尽管这样，他们却有更多的人希望继续留在外面，而不愿返回农村，这是一个比第一代农村农民工更充满着自我矛盾的群体。王春光在2001年对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中涉及到农村流动人口外出的诸多原因，有“耕地太少，在家无事可做”（55人，14.07%），“家乡太穷，不想过那种生活”(33人，8.8%)，“不太喜欢务农”（39人，10.40%），“务农太辛苦”（62人，16.53%），“一直在念书，不懂生活”（64人，17.07%），“逃难在外”（2人,0.53%），“羡慕城市生活”（33人，8.8%），“外出务工经商是年轻人有出息的标志”（51人，13.6%），其他（36人，9.6%）。【7】
2.1受教育程度
2006年，农业部利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对全国除北京、上海、天津、内蒙古、青海和西藏外的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537户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就业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在本次调查中，农村外出劳动力接受过小学文化教育的占26.2%，比样本中该文化程度劳动力的比例低23个百分点，接受过初中文化教育的占61.3%，比样本中该文化程度的比例高18.7个百分点，接受高中及以上文化教育的占12.5%，比样本中该文化程度的比例高4.4个百分点。调查表明，外出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明显高于农村劳动力的整体水平。在农村劳动力中，有专业职业技术职称的比例为0.5%，受过职业教育或培训并获得证书的农村劳动力的比例为3.8%，而外出劳动力中有专业职业技术职称的比例为2.4%，受过培训并获得证书的比例为18.5%。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城市劳务市场而返回农村，第二代农民工逐渐登上城市舞台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规模巨大，分析显示，2000年我国共有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3226万，其中，新生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达1481万，占46%。”【8】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年龄为29.1岁，30岁以内的占61.1%，其中16—25岁的占44.9%。【9】同时以重庆市江津市为例，据江津市农调队2003年对该市南部山区的蔡家镇18570个外出劳动力的调查，有18—30岁青年中，外出打工的占77.38%，在外出劳动力中，具有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数占32.7%，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数占50.2%，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占17.1%，而全重庆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47.0%，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6.6%，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占6.6%，由此可看出，重庆市向外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以青年人为主，且文化程度较高。本文认为，这种现象具有一定必然性，一方面，以第二代农民工为主的青壮年劳动力的文化素质相对高于农村劳动力的整体水平，使他们在掌握新技能、接受新事物、进入新行业和新工作领域等方面具有优势；另一方面，尽管第二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较高，但与他们的父辈相比而言，其农业生产劳动的经验与技能薄弱，不是现今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
2.2外出时间
第二代农民工的外出时间，由季节性转移转向常年性转移，职业身份亦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即“非农化”。【10】根据农民工的外出时间分类，研究人员将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流动方式分为“候鸟式”和“钟摆式”两种主要形式。第一代农民工大多选择“候鸟式”，主要原因是，农民工收入偏低，不足以支撑其在城市长久居留，并且在农村均有承包地。他们进城务工的首要目的是赚钱，回乡建房、结婚、供子女上学和发展农业生产等，农村是他们最后的归宿。在广东务工的1700万农民工把大部分收入所得汇回家中，川、皖、豫、湘部分地区农民工汇款项超过当地的财政收入，因此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城市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他们的最终归宿，他们属于“亦工亦农”。
第二代农民工或是初高中毕业后就进入城市，或是随父辈入城打工而在城市生活成长起来的新生代。他们生活和就业方式属于“钟摆式”，常年在外打工，农闲时很少回家务农，返乡的频数比第一代农民工少。他们基本不具备务农经验和技能，没有基本的农业常识，对农村和土地经营较为疏远。伴随返乡频数的减少，他们与农村土地的心理距离和地理距离不断拉大。他们梦想脱离农业，脱离农村，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本领，心中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他们不再像父辈那样留念农村或经营土地，或留在城市等待机会，或学习新的技术，提高自己的技能，以增强竞争力。因此，他们的职业已经发生变化，身份也慢慢转向非农化。
2.3事农时间
不同时间、不同情境和不同社会阅历对人们的行为动因和选择建构产生不同的影响，也就是说，行为个体的行为原因是在其惯习与社会场域的互动和相互建构中形成的。【11】“社会现象是双重存在的，既在事物中，也在心智中，既在场域中，也在惯习中，既在行动者之外，也在行为者之内。”（布迪厄，1998）本文认为，事农时间的长短与农民的现代化高度相关，事农年限越长，意味者在农村的生活经历越丰富，对农村传统观念的认同更坚定，面对异地迁徙、外出务工等问题，更容易做出否定性的抉择。但是，第二代农民工在过去的成长经历中，大部分时间在学校中度过，很少或没有务农经历，缺少基本的农业知识，对于农村的传统习惯认同趋于淡薄，这使得年轻的第二代农民工在作出离开农村走向城市的选择时，不像父辈那样背着沉重的传统包裹，即他们的现代化程度更高，与城市现代化之间的距离更近。因此，刚从学校课堂走出来的年轻人对城市和未来职业的选择有着更为理想的憧憬，更易于放弃土地经营，走向城市和非农化。
2.4边缘化
社会家埃布莱特(Everett Stonequist)在他的《边缘人》一书中提到，“边缘人处在边缘位置，是个孤立的社会群体，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群体，他们发现既不属于所处的社会圈内，也不属于他们原来的社会圈子，这些群体就是‘边缘人’。”【12】对于进城的农民工来说，他们是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户籍制度的改革虽然减少了他们流动的基本障碍，但制度惯性依然存在，农村人与城镇人在享受由制度提供的福利和待遇上也有很大差别。农民工付出同样的劳动，有时甚至付出双倍的劳动，但得到的却是不同等的待遇，他们在城市里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不高，被城乡分割制度边缘化。外来农民工尚未融入当地社会，处于边缘地位和失控状态。“这些寄居于社区边缘的人物并不能说已插入了这村落的社群中，因为他们常常得不到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他们不被视为自己人，不被人所信托。”【13】
边缘化出现以后，一般不会立即消除，而传递给他人，甚至会传承给下一代，从而造成长久的不利影响。表面上看来，单个“边缘人”是无能为力的，对社会似乎不具有什么影响，但是如果越来越多的边缘化问题与城市失业人口增多、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相交织，这就会造成严重的不良社会后果，甚至会构成巨大的破坏力，就会造成社会结构失衡、社会关系紧张、社会联系断裂，从而演化为一系列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的存在，城市和农村成为社会身份定位的主要标准之一。问题在于，“边缘人”无法按照这个存在多年的标准对自己的社会身份进行定位，他们无法使用这种定位方法找到自己的完整感觉。从这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群漂泊的灵魂。如果说第一代“边缘人”还多少能从他们过去的乡村归属中找到部分感觉，那么在第二代的身上，这种自我认同的危机表现的更为明显。而加剧这种认同危机的则是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著名社会学家埃利不斯在研究胡格诺教徒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污名化过程，即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转自杨善华，1999）。在我国城市中，对农民的污名化现象相当普遍，人们总是首先将怀疑的对象指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这里需特别指出的是，这种污名化过程会反过来影响到农民工自身的自我认同甚至行为方式。
2.5“断裂的社会化”
在断裂的社会中，城乡之间已经越来越具有两个时代或两个文明的含义，这种差异会突出的表现在社会两部分居民受教育的程度甚至是价值观和文明上。【14】尽管在城乡之间，名义上都是实行9年义务教育甚至使用大体相同的课本，但实际的教育情况在两者之间有着重大差别。对于一个在农村只完成了初中或小学教育的青年人来说，进入城市完全是进入另一种社会和文化，甚至是进入另一个时代，这另一个社会文化甚至所需要的技能、知识、修养，是他们不具备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他们由于个人的特质而处于劣势。【15】这也可使我们想象到，即使是将农民进入城市的制度性障碍完全排除，他们想要进入城市也是相当困难。
城市中另一个时代的再社会化造成农民工返乡后的不适应。对于回流的部分人来说，回流是一种被动选择而不是主动选择的结果。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回到农村以后，还能适应农村原来的生活吗？1995年7月份，在广东东莞、深圳、中山和番禺等地进行的一项不太规范的调查表明，在月薪千元以上和月薪千元以下的打工族中，表示不太适应过去生活者均高达95%（陈耀明，年代不详）。笔者在进行第二代农民工访谈的时候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特别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学生毕业后就来到城市。他们农村社会生活的经验非常有限，进入成年以后，打工是他们的主要经历。在打工的过程中，他们接触到了城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也渐渐地熟悉和接受了这种文化和生活方式。尽管他们是从一个边缘性的位置观察和接触这种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但这种观察和接触对他们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于这样的打工者来说，回到农村中去，又是一种文化或文明的“逆流旅行”，所造成的不适应是可以想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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