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会方法研究会、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第三届“中国调查”学术研讨会综述

随着大数据时代到来，社会调查活动在中国越来越普及。是不是有了调查，有了数据，就有发言权呢？作为社会调查学科的研究者和社会调查界的从业者，应该坚守怎样的科学精神和职业操守呢？在复旦大学110年校庆及复旦社会学系建系90周年庆之际，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国社会学会方法研究会等单位近日联合举办了第三届“中国调查”学术研讨会，总结交流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近几年中国调查及其方法的进展和实践经验。

本次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社会学会方法研究会会长、复旦大学教学名师范伟达教授主持。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燕爽教授、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萧思健教授、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主任刘欣教授等领导学者分别致辞。

燕爽部长代表市委宣传部向第三届“中国调查”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也向复旦大学社会学系90周年系庆表示了祝贺。他在致辞中说：“我相信通过这次会议，能够引起我们对研究方法、调查研究工作，更多的关注和重视。我们重视调查，调查本身要科学，我们要有端正的、正确的分析态度，分析理念，要通过我们的调查分析，把死的数据变成活的动力，解释这个数据。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工作，社会调查对我们中国社会的分析、梳理、记录，都是基础性的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必要正确的分析、判断预测等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座专家学者，尤其是我们社会调查分析的专家学者，有义务也有责任，传播研究科学方法，让更多的人掌握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从而记录中国调查，让中国调查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萧思健部长在致辞中指出：“从2010年举办首届‘中国调查’学术研讨会以后，调查的任务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有新的内容，不管是社会学领域的人，还是其他领域的人，都应该把科学的调查研究作为很重要的手段和方法。我衷心的希望，我们接下来的有关工作和交流，能够一方面立足学术，另一方面服务社会，还有一个丰富调查。从立足学术来讲，很重要就需要有科学的精神，也需要有批判的精神，这些对于我们做好我们自己的核心价值是一个很重要的帮助；同时要更好的服务社会，服务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角落，来推动我们这个事业更好的、更健康的、更有效的向前推进。另外一个我认为很重要的是要丰富调查，特别是现在已经进入的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对互联网+的一个背景的吃透和把握，以及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样一种社会风气的鼓励等等，我想这一些过程当中，涉及的内容会非常的新，也非常的精，所以需要我们做出很多的积极的作为，所以衷心的希望我们通过第三届中国调查学术研讨会形成的成果来推进全国这个行业的发展，大家一起来帮助复旦大学社会学的学科的发展，把我们的事情做的更好。”

社会学系系主任刘欣教授在致辞中介绍了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学科九十年来创建与发展的历程和成果，强调了邀请各界同仁共聚复旦，探讨社会调查方法和实践所面临问题的重要意义。他说，“复旦社会学系创建于1925年，是国内高校中历史最为悠久的社会学系之一。1952年因院系调整停办，1988恢复重建。2004年，复旦大学以原社会学系、人口研究所为基础，组建了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复旦大学社会学是上海市高校一流（重点）学科，人才培养体系完整，实力雄厚，已成为国内最重要的学术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中心之一。90年来，一代代复旦社会人，孜孜以求，为作为条理之说的群学，书写着自己的智慧；砥砺奋进，为作为知行之学的群学，奉献着自己的力量。90年薪火相传，复旦社会学的学科发展，走过了曲折而辉煌历程。作为社会调查方法训练有素的从业者，我们应该对自己的研究行为、对大众社会中所流行的认识，保持清醒的基于科学严谨的调查研究的批判性意识。而这种批判性意识，就体现着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科学精神和社会关怀，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命。”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改革开放社会学重建并恢复发展以后，最早从事社会调查和方法研究的业内专家；有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重要决策起到智库作用的社会学家；有为兄弟院校撰写诸多方法教材的专家学者；有致力于社会研究方法教、并积累了丰富教学经验的高校老师；有在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从事政策研究和统计分析的科研人员；也有在社会调查机构从事市场民意调查的专业人士、为调研提供信息支持的各方面专家近二百余人。

在大会的主题演讲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夏传玲研究员就“大数据分析和概念建构”；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市场研究行业协会刘德寰会长就“移动互联网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娄健教授就“提高调查数据质量为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王天夫教授就“当前社会研究方法论的问题”；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院长关信平教授就“社会治理的目标任务及其方法论意义”；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主任梁玉成教授就“受访者驱动调查法（RDS）在实践中的适用性研究”；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方法研究室李煜主任就“新‘土客’关系下的本地人态度”；上海南康科技徐宝臣副总裁就“移动互联时代的在线调研质量控制”等内容进行了精彩的发言。并由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风笑天教授、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毅杰教授进行了演讲评论。

大会的专题报告分别由中央党校教授、中国社会学会方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青连斌教授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娄健教授主持。陈华珊、王彦斌、周拥平、俞志元、梁幸枝、章涛、刘崇顺、张乐天、罗静、龚敏、郭有德、张凤池等专家学者进行了题为“网络社区社交关系测度方法”、“NGO与资金关系探讨”、“社会变迁中民意调查抽样的挑战”、“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学调查研究”、“中国田野调查”等多项专题报告。并由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瞿铁鹏教授，武汉社会科学院刘崇顺研究员，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纪德尚教授进行了评论。

本次研讨会同时举办了五个论坛和一场新书发布会。5个论坛分别是“民生满意度调查的理论和实践”、“大数据时代的现代方法研究探讨”、“中国民调和市调行业现状与发展”、“《社会研究方法》课程教学经验与实践”、“计算机辅助调查新技术应用与趋势”论坛；会议当天还举行了《中国调查史》新书发布会。各个论坛的与会代表都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交流探讨，学术气氛浓厚。 

社会科学研究面临一场革命

与会者认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从web1.0门户时代、到web2.0的搜索社交时代到现在web3.0大互联的时代，总共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这20多年中，中国的互联网发展是非常非常快的，而且真的改变了大家的态度，更是影响了中国的经济领域、社会现状以及个体行为。正是这种云的技术，移动社交媒体的技术，以及现在社交媒体的发展构建了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狼真的来了。

根据2014年中国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我国网民数量已经达到6.3个亿，拥有智能终端的人数也达到了5.275亿。所以鉴于这个情况，我们在网络上的活跃程度和行为踪迹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数据分析资源，大数据也成为商业金融和其他行业进行受众分析和制定决策的一个重要依据。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方法研究室主任夏传玲评论员在评论中也说道，大数据对社会调查有什么影响？我认为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所谓的大数据是Google的一个商业运作。Google在互联网开始时悄悄地复制了整个互联网，在互联网发展了几十年之后，它认为自己没有对手的时候，便开始抛出大数据这个概念。我们从学术的角度上来说就是当代的社会生活具有了双轨的特征，双轨就是相互之间具有一个互动的情节。换句话说，传统社会学认为互动具有一定的界限，现在这种界限是不存在了。

 武汉市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刘崇顺研究员，在他题为“大数据时代和社会学家”报告中，指出社会学和整个社会科学，都面临着一场革命。有的学者从主体错位，虚伪命题，调查万能，结合综合，建议神化，泛化意义等几个方面，对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质疑，提出了他的困惑。这反映了社会学家的一种学术焦虑，或者说学术自信的缺乏。一些相当不错的社会学家，他们做了很多很有质量的社会调查，为什么竟然如此沮丧，如此的忧心忡忡。我觉得实际上就是涉及到大数据时代，社会学家如何面对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海量信息如何挖据的问题。互联网的发展，使得社会学和整个社会科学，都面临着一场革命，一时间我们对面临的这场革命或者是挑战，感到不适应，因而产生了一种危机感。越是一些训练有素，在调查研究中很有成就的学者，他越是在这个大数据时代，变得更加谨慎，更加小心，或者更不自信，在他看来，这是很正常的，这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刘崇顺研究员谈到，大数据时代，确实对我们来讲，既是挑战，也是一种激励。我们对大数据也不可迷信。大数据为我们提供了海量的丰富的资源，但是这个资源，他是良莠不齐的，既有真实的，又有虚假的，既有可贵的信息，也有一些数字挖掘。数据挖掘好比沙里淘金，为了从海量的数据挖掘出珍贵的信息，需要保存。大数据时代，我们需要的方法的创新，需要更新我们的既有的思维定式，我们既有形成的方法，但是并不等于我们可以否定传统方法的价值。传统的方法的价值，或者是他的生命力，并不因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而完全消失，我们许多传统的方法，尽管大数据时代，他仍然是非常有价值的。对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我们也要有一个正确的对待。我们的调查成果，我们的判断，我们的结论，跟客观现实总是有距离，这个距离永远存在，我们只不过是尽可能的缩小这个差距，我想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尽到了社会学家的责任，我们社会学家完全用不到焦虑。

大数据时代的社会研究方法

复旦社会学系2000级校友、信励（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魏炯翔在《基于网络社交媒体大数据的消费者分析方法之初探》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国每天产生一亿条以上的社交数据，比如新浪微博，来自社会化媒体的内容对企业、对个人都非常非常重要。在当前背景下，一些传统研究方法遭遇了挑战。对传统研究来说，一般的研究都会做问卷调查、走访这样一些形式去搜索信息。但其中存在很多问题，如受访者存在防备心理、被污染的数据、专业的会虫等。因此，我们如何采集互联网上的数据，用户在不经意间、没有任何经济瓜葛、自然表露的想法。我们就产生了新一代的大数据分析平台，我们可以跨平台地从不同的社交媒体，电商平台采集海量的数据，然后挖掘出其中的价值。我们每天至少有七千万条信息采集量，然后进行人工智能分析。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李炜在点评中讲到，现在用网络来做问卷调查，关键点不在于数据采集。数据采集、问卷设计、执行也好，我觉得线上已经做得非常成熟了。李炜同时谈到，地图地址抽样方法的理论化问题。他们现在已经基本不利用派出所和居委会资料，而是用画图的方法来做抽样。因为中国有2.6亿流动人口，接近常住人口的40%。地图地址抽样这个方法是在欧美发展起来的，没有想到在中国得到这么大的应用。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石长慧在题为“计算机辅助手机调查在灾情快速评估中的应用探析”交流中说，总的来说，前面常用的方法都存在着不够智能、不够全面等缺陷。手机调查作为一种抽样调查，就有它的好处和优势。。当然，我们也要考虑手机调查的一些缺陷，如，调查涵盖的范围，电话调查无应答的误差，还有一个是人口的流动等因素。

不少的专家学者都强调了在大数据时代对数据生产和分析的重要性问题。中山大学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系主任梁玉成教授分析道，数字的一个真实性是非常重要，前几年我们有不少同时都在做数据的生产，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保证自己数据生产的真实性，这是我这些年工作的一个方向。他向大家介绍了RDR，受访者驱动调查，如何对这种少数群体做研究。1996年道格拉斯提出了一个受访者抽样的方法，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去做被隐藏稀少的群体做研究。

正如刘欣教授在致辞中所说，社会调查活动，在中国越来越普及。不但学界做调查，发布数据，发布研究报告。一些大众传媒、商业或社会组织，也做调查，发布各种各样的报告。我们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那么，是不是有了调查，不管什么样的调查，就有发言权呢？在各类传媒中，我们读到的调查报告，常常没有如何获取样本的任何信息，没有对指标的任何界定和解释。对调查数据任意外推、解读，有些报告，还流传得很广，影响很大，甚至有可能误导了公众。

北京大学新闻和传播学院刘德寰教授在报告中指出，在定量研究当中，实际上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区，很多人以为数据就是结论，实际上数据真的不能告诉你任何问题，结论一定是在分析当中。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王天夫教授在“当前社会研究方法论的五个问题的讨论”为题分析了大数据时代社会研究方法应注意的几个重要问题。第一个是定性和定量的争论，可能要强调定性研究；第二个本土化和西化这样一个讨论，以前我们做研究，是要趋于跟西方理论对话，补充西方理论，现在真的要转过来，要根据中国的经验；第三理论和方法的讨论，过去这么多年，方法强调太多，理论强调太少，但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之后，我觉得再上一个台阶，可能真的要强调理论的重要性；第四，在经验的结构，在方法的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到底是经验主义还是人文主义，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强调前者时间太多，强调后者太少，事实来讲，社会研究一定要有人情味，需要一个带入感。第五学术圈子与拓展学术影响之间的关系。

调查方法教学和教材的创新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李炜研究员在报告中谈到，“我们现在国内的教材、研究方法教学太陈旧了。我讲了二十多年课，现在的教材二十多年前可能都有了。”在社会研究方法教学论坛的讨论中，不少高校从事社会研究方法的教学的老师也有同感。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耿署教授在发言中谈到，进行研究方法教学，研究教材很重要。范式是通过什么来进行统一和传递呢？这就是教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如何做社会科学，如何做社会学的研究，像不像社会研究，像不像社会科学研究，关键在教材。我们国内高校基本上以类似巴比为主的这类教材，受它的影响都很大，包括我们自己的授课纲要。它的知识体系大概是1960年代的方法和经验，比较陈旧。基本上我们的入门的研究方法教材，还是那个范畴范式。但是像KKV从90年代之后兴起的一整代的方法革命，关键的就是统计思路的介入，改写了整个研究方法，甚至回头影响经济研究方法，整个设计，像都受到统计的挑战、回应。但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东西基本不见于我们现有的研究方法。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李骏副研究员与大家分享了他30多年来的一些经验。他认为，第一，方法就是方法，不是科学哲学，方法是用来直接指导社会研究的；第二，方法必须是共识，不是本人独到的经验；第三，方法的重心在设计，统计的部分可以放别的地方。孙老师、李老师都会谈到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问题，本科的东西是一套，到研究生如果教方法又要推翻本科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不是要一以贯之。界定是不是应该严格一点，是不是可以把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思路、理论，前沿的教材拿进来。这个典型就是，我们现在的研究方法教材，它的脚注不会有在2000年后的，都是一些经典的论著。（还有），我们的方法的书，是不是还是写给本科低年级研究方法课程用的，还是指导作本科生、尤其是研究生论文所用的。这两种教材应该是不一样的。我们能不能一起思考一下，关于这一代的研究方法著作，有没有可能做一些调整、改进，甚至说比较大幅度的改变，形成我们研究方法2.0时代的来临。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风笑天教授在点评中谈到，各位老师从教材等入手，提出来一个很好的问题，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笑）。我很赞同耿老师，他说的我都能了解到，客观的说我个人的水平也是有限。去年，他们一定要我写一个研究生教材。要跟现在这本区分开，但实际上，外国都没有这种研究生层面的研究方法教材，都是找几篇paper，按专题讲，或者是讲一个研究proposal，从设计到最后考试。所以就是也很难，但是对我们上课的老师来说，的确也面临一个教材的选择，对其他老师也是，不能把学生当学生，要把学生当用户，要考虑他们的需求。沈老师也提出，从方法教学方案，很有层次的对本科生、研究生。还有一点，方法要突破怎么教，而是从怎么做的角度，这应该是更高层面的。如果让学生都听懂，这个我有信心，但是关键是教会怎么做。书上的东西都是会的，但是学生真正掌握，这也要靠学生自己的努力。一个是传授基本知识，还有一个是训练。没有本科生的训练，到了研究生一进来发现，怎么水平都这么差。这种差距从浅到深都是这么一个台阶过来的。像俞志元老师，提出了自己的授课方法，整体大纲框架，她受过美国训练，很清楚那种model，基本的参考书，每个专题参考那些，paper是什么，的确很重要。说实在话，当老师当了一辈子，现在学校里所有的课堂，进去听，就发现有些老师，不是说讲不清楚，而是跟观众缺少互动，学生都低着头。我现在也有研讨课、辩论，这也是考核的一个方面。我想我们对于这一个专题，谢谢俞老师选了这几位好的专题研究者，我想大家都能有些收获。

国内第一部中国调查史论著

    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的《中国调查史》恰逢第三届“中国调查”学术研讨会举行之际正式出版。会议当天还举行了《中国调查史》新书发布会。新书作者之一、复旦大学社会学院范伟达教授是中国社会学会方法研究会会长，是该领域的著名专家，长期从事社会调查方法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编审、孙晶博士主持了新书发布会。

    著名社会学家、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邓伟志教授为该书的立项进行了推荐，并以书面发言的形式对该书作出评论：“范伟达教授的多达77万字的煌惶巨著《中国调查史》，是中国第一部系统阐述中国调查演化史的论著。从夏商周一直写到21世纪，还展望了未来，是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完整的史书。书中对历史阶段的划分是严谨的，同时也体现了“远粗近细”的精神。从书中还可以清晰地看出，千百年来，中国人对调查功能的认识是由浅入深的，调查的方法是由少到多，由不太科学经过较科学再到科学的，调查应用的范围是从狭窄到广泛，逐步进入到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各个领域的。如今不仅是社会学离不开调查，要修身、齐家也离不开调查，要治国、平天下更离不开调查。《中国调查史》一书反复论证了‘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中国的至理名言，现在这句名言已传遍全世界。20多年前，我在与来上海访问的德国总统霍尔茨克教授座谈时，就听他娴熟地引用了这句名言，充分赞颂了这句名言。”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瞿铁鹏教授热情祝贺范伟达教授有这么好的著作问世，他说：“这个书我觉得很值得看，能够写这么大的书，那肯定是下了功夫的，有一句俗话说，“大书，大难”，写过书的肯定知道，这个辛劳是凝聚在其中的。他积这么多年的功夫，写成这本书，那是凝聚他的心血的。我想这部《调查史》一定会在中国社会学界引起大的影响。我觉得这个书有这样一些特色，这个《调查史》比较全面，又是比较系统，一直从中国古代写到当代，过去怎么样，而且重点放在我们对外开放那一段时间，梳理的很细致，脉络很清晰，每一阶段都是有章节来介绍。而且他这个视野比较独到，其实是内含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来指导做这个社会调查的。我们现在搞社会调查，一般都是学西方的先进的社会调查技术，对中国自己的社会调查实践倒是不太重视，范老师这个成果填补了空白。而且在方法论上又给人提示，现实看做是历史的积淀，所以我觉得范老师的书避免了我们讲调查就是拍拍照，他是有历史厚度的，而且不仅是有历史的维度的，而且要探望未来的调查，发展趋势，而且未来也是从当下得到启示的，所以现实的历史是原点，这个在书里面是得到体现的。”随后，美国芝加哥大学俞志元博士和上海财大经济社会学系主任张彦教授、贵州省社科院社会所史昭乐所长等也对该书进行了推介和评论。

中国调查研讨会成果斐然

本次研讨会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学会方法研究会会长范伟达对本次大会的圆满成功表示欣慰。他认为，第三届“中国调查”学术研讨会一定的成果。

成果之一，重申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经典论述和重要意义，再次警示了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总喜欢闭门造车，拍拍脑袋就发号施令，或是前呼后拥、走马观花、浮而不深的调查。要让公务人员或领导干部真正了解到调查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作秀，为了向上交代，为了某种政绩，而是为了老百姓、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要对这些人员进行调查研究及其方法的培训，得懂什么才是客观的、科学的调查，什么是科学的程序，怎么样得到科学的结论。同时，要有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作风，对于出现数据或信息失误的情况，也要追究责任，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成果之二，面对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与会者基本形成一些共识，社会学和整个社会科学，都面临一场革命。面对大数据时代背景，面对这场革命或者是挑战，社会研究何去何从，如何适应？通过研讨，与会学者表示，怎么保证数据生产的真实性，提高调查数据的公信力，这就是涉及到你的数据究竟是怎么生产，有了数据以后，如何进行科学的分析。大数据为我们提供了海量的丰富的资源，但是这个资源是良莠不齐的，既有真实的，又有虚假的，既有可贵的信息，也需要一些数字挖掘。很多人以为数据就是结论，实际上数据真的不能告诉你任何问题，结论一定是在分析当中。

成果之三，大家开始关注和改进大数据时代的社会研究方法。与传统研究的路径不同，大互联网时代的天然属性就是“数据”，并且数据的获取成本趋向于零。大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大数据更偏向机器属性，真实还原踪迹，踪迹背后代表的人群却无从挖掘，甚至无人问津。当今时代的王道已不仅在于数据，而在于“解读”；大互联网时代缺的不是数据，而是分析。我们如何从丰富多彩的海量数据中提炼信息；如何从研究的角度看数据，从而还原人，还原社会，透视数据背后所蕴藏的趋势，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当然，大数据时代是一个包容更大的时代，我们对大数据也不可迷信。数据挖掘好比沙里淘金，为了从海量的数据挖掘出珍贵的信息，需要方法上的创新，需要更新我们的既有的思维定式。同时，我们也要充分利用传统方法的价值，或者是他的生命力，对一些传统的方法，我们不能简单的否定。与会者也认识到，调查方法的教学，特别是方法教材的创新是当务之急。进行研究方法教学，研究教材十分重要。目前国内的方法教材的知识体系都比较陈旧，大家期待新一代2.0版教材的问世出版。

社会学是社会科学的“皇后”。社会学是由理论、方法和应用三大部分组成的。我们相信，中国社会学的方法教学和研究，面临革命的中国调查事业一定会更加蓬勃发展、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政府部门以及中国调查界权威人物及学界人士嘉宾代表，就中国调查研究的当前课题、方法教学和未来趋势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深入的交流，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收获颇丰，期待再次共享盛会。

                             （中国社会学会方法研究会秘书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