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助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重大项目《新业态背景下的青年就业与发展：以网约配送员群体为例》的田野调查工作，“城市、乡村与青年研究工作坊”第一期：骑手课题田野调查训练营于2021年1月23日在线上举办。会议召集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朱迪、郑少雄。与会者超过200人，其中通过邮件报名参加的来自学术界、媒体和企业界等各个领域的听众超过150人，其余为训练营的主要对象——从653位申请人中选拔出来的52位即将参加本项目的青年学生学者。本次会议邀请了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中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CCTV新闻频道、“正午故事”、《时尚先生》等媒体的资深作者、编辑，从不同角度对骑手研究及其所涉及的理论和方法问题进行了广泛研讨。
（部分与会者合影）
课题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朱迪做了题为《未来的骑手和骑手的未来》的开场白。基于网约配送员的全国调查及初步调研发现，朱迪研究员认为，作为新业态的代表，网络外卖行业无疑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显著积极影响，但是这种新业态的底层逻辑还是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业，以及传统的人力资源外包管理模式，很大程度阻碍了行业自身的创新和迭代能力，并带来隐患。“骑手”群体普遍家庭背景较弱势、生活压力较重，调查显示超六成有负债、负债金额在10万元及以上的占到了41.5%，其生活保障和社会流动高度依赖骑手这份工作；事实上相对于其他流水线或者传统服务业，骑手职业具有一定优势，但在目前业态模式下很难得到发挥。工作坊也发出倡议，建议平台应逐步完善骑手的劳务合同和社会保险，建立职业培训体系和晋升制度，帮助骑手打通职业上升空间。
训练营上半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郑少雄主持。在“新闻媒介中的骑手群体”环节，两位资深的媒体人进行了分享。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卞晓妍与大家分享了她在2020年初在封城后的武汉的街头采访经历。在武汉最艰难，城市停转的时候，她看到外卖骑手一直在街上奔走，为社区居民买餐、送餐、跑腿、买菜、给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送餐，为保障武汉居民的生活物资做出了重要贡献。她与大家分享了一段没有被播出的镜头，一位中年骑手冒着被传染的风险，带着家人的不理解，每天辛苦奔走在送餐路上，认真对待每一个订单和每一个顾客的要求。卞晓妍说，她最想表达的是，当我们在走近这个群体，想要倾听他们的故事时，不要身份预设，也不要观点预设，要看到眼前这个个体所正在做的事和他自己的生活，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有意思的个体，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界面新闻”、“正午故事”作者苏怡杰以“把生活当成田野”为主题向大家分享了自己做“三和青年”和快递员的经历。由于曾经作为两类群体的一份子参与其中，苏怡杰老师描述的故事生动而鲜明。在三和，他见到很多由于性格问题被流水线和服务业所淘汰的人，也见到很多因为人生观与价值观念主动放弃蓝领工作的人，他看到这些逃避者，如何来到三和过上一种简易而漂浮的生活。在上海老社区，作为快递员的他感到这份工作更像是一个传统的蓝领工作，只是它嵌入在社区，往往要承担额外的调解邻里矛盾等事项，此外，当前平台企业的规则让快递员承担着跟自己的工资相比不成比例的责任，这一点对于外卖骑手而言，同样适用。
在“学术研究中的骑手群体”环节，四位来自国内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分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孙萍老师强调了研究前期田野调查的重要性，这是一个进入情境去体验他者时，三观重新整合的重要过程。孙老师介绍了自己进入骑手田野时，将电动车作为核心意象去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过程。她看到外卖员的电动车在承担工具功能之外，还承担一种媒介技术意涵，而这一特征本身凸显了以网约配送员为代表的平台劳动的特点。在平台、劳动者和消费者等研究对象外，孙老师将作为物的电动车纳入了研究分析框架，物的标识形构了一个空间的区隔，围绕它产生了许多有意思的物权和话语抗争。而后，她向大家分享了自己田野调查所采用的思维方式，强调不论我们是作为何种身份去进行田野调查，都要采取一种平视的视角，这对我们的学术研究非常重要。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郑广怀教授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感触。自从那篇《困在系统中》的文章出来以后，引起整个社会的反响，也包括学界和各个方面的回应，郑老师有特别复杂的感触。在以往的阅读与研究过程中，郑老师发现研究者在进入到这种群体的时候，往往很容易站在一种自视为高于他们的立场，或者说没有能够跟他们站在一个完全平等的角度去看问题，但对于这些群体而言，在情感上和他们保持同理心非常重要，因而，他认为研究者在进入这一群体前，一定要对一些基本的背景性的东西进行补课，尤其要重视以往对中国农民工的研究成果，因为当下出现在骑手群体身上的问题，在过去30年40年中国的劳动关系中已经充分展现过。基于自己的研究发现，郑老师提出外卖与快递行业具有几大特点：第一，强吸引；第二，弱契约；第三，高监管；第四，低反抗。这四个方面之间存在矛盾，却得以实现共存，它引发我们对劳动过程和劳动控制进行新的思考。基于自己的研究发现，郑广怀教授提出“下载劳动”概念，以描述平台经济对劳动者实现的更深层的控制。理解工人如何被塑造，理解劳动如何被控制，才能更好地理解平台和在这里工作的平台劳工。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张慧瑜研究员从文化研究视角分享了他有关从事新工人文化的社会工作经历和学术思考。对农民工的经典研究指出，农民工在城乡二元格局下工作空间与社会交往空间是割裂的，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生活，近些年一些学者用新工人的命名方式来取代农民工，是为了凸显新工人的城市身份以及新工人与老工人的区别。张慧瑜通过参与新工人文学小组的志愿活动，来反思在城市中创造一种互助的、能彼此看见的、共享的新工人文化空间的可能性。他以北京工友之家为例，为大家介绍了这种为新工人提供文化服务的公益机构所扮演的社会功能。工友之家在北京东五环外的皮村，给工友提供图书室、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戏剧小组、文学小组、大地民谣等文化服务，把租来的民房改造为新工人的文化活动空间。在这种“借来的空间”中，工友一方面分享到更多的文化艺术产品，另一方面也参与到戏剧演出、文学写作等文化创作活动里。这种文化实践来自于两种传统，一是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等发达地区的另类社区的理念，二是在单位制中服务于职工的群众文艺的传统。这种新工人的文化实践是对摇滚音乐、音乐会、先锋戏剧、春节联欢晚会、现代主义文学等文艺形式的“借用”和改造，用“借来的空间”、“借来的文化”来创作一种有主体性的新文化，这有利于新工人融入城市文化建设中。
上海财经大学社会学系苏熠慧副教授从理论分析视角为大家分享了自己所关注的不稳定劳动的现状，她分享了性别与劳动中各种不稳定的劳动形式、不稳定劳动理论的内涵以及不稳定劳动与骑手的经验研究之间可以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不稳定劳动概念描述了全球范围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的社会变迁，劳动者的流动性提升，劳动与社会保障缺乏，出现合同短期化和合同缺失问题，劳动者的劳动形式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着变革。一系列学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现象，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学术概念与学术成果，这些成果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把握骑手现状的全球化背景，和包括骑手在内的劳动形式变化的共同点，此外，不稳定因素视角本身，对于骑手群体及内部亚群体的研究而言，也具有启发意义。
（全体发言人合影）
训练营下半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朱迪研究员主持，主题为“研究方法再出发”，发言人为两位资深媒体人郭玉洁、刘敏（熊阿姨）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郑少雄副研究员。《正午》创始人之一、资深媒体人郭玉洁与大家分享了过去五年在“正午故事”的一些经验，以及一些做编辑和写作过程中的思考。郭老师的工作是围绕普通人展开的，在这个“以遗忘、抹灭大多数故事为代价” 的世界中，她尝试去讲述普通人的故事，“让被遗忘的复活，赋予普通人尊严”。基于《正午》曾讲述过的故事，她从四个角度将“普通人”具体化：第一个，是底层、弱势者，经济上的底层，也有一些身份上的弱势者；第二个，是职人、行业劳动者的视角，是那些构成我们社会生活大部分内容的人们；第三个，是青年亚文化、另类生活，是秉持某一种小众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选择的反叛的青年群体；第四个，是一种更少的文章，从历史里去寻找未来的可能性，去发现新的历史可能性。她说，要书写普通人，我们要作为一个自觉的历史书写者，去寻找新的历史可能性，去书写日常生活，去书写故事。
曾在《三联生活周刊》、《GQ报道》等媒体工作过的资深媒体人刘敏（熊阿姨）以何伟《埃及的革命考古学》为例，分享了一个“局外人”的视角。她说，我们大多数时候只是跟自己的同温层在活动，在我们的社区里，这样的局外人当然有很多，比如快递员、外卖员，他们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局外人。实际上我们都很清楚，我们一路成长的过程中跟家乡都是很漂浮的，对老家的娱乐习惯、饮食习惯、大家赚钱的方式等了解的都不是那么多，因而，在进行调查的时候，大家可以先捋一下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和社会运转的形式到底是什么样的。也有可能，这些骑手来到这个城市也是无根的、浮萍的状态，其实大家都是这个城市的局外人，调查他们，也是重新认识家乡的手段。她推荐大家在调研之前进行充分的准备，把关于调研对象群体的资料罗列在一张纸上，这些细碎的细节全部罗列出来后会织成一张网，把任何人自然聊天中那种非常无序的东西井井有条化。在采访中也可以有很多侧面观察的方法，包括但不限于视觉的、嗅觉的。很重要的是，跟这一群体接触的时候，不要去评判他们，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鲜活的多面的个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郑少雄与大家分享了一些比较广义的方法和伦理问题，他将其归结为三对关系：第一，平台企业究竟是一个凭借垄断地位的超级剥削者还是有瑕疵的伟大创新者？第二，骑手与保安（以及其他所谓底层人群）之间的纠纷冲突，究竟是普通、普遍的人性之恶，还是制度化的社会互动环境变化所致？第三，骑手到底是困在系统中还是像少年啦飞驰？也就是说，骑手是否被算法控制？他认为，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需要保持一些更开放的、更加谨慎的态度。学者或者我们要去做研究的这些人，首先要做的是厘清事实，其次是提出可能的或者潜在的认知视角，在他看来，建立周全的视角是最大的方法和伦理问题。此外，他将各位老师分享的研究方法总结为四点：第一点，找到最合适的人；第二点，用最合适的方式来接近你的访谈对象；第三点，从时间、空间两个层面上了解研究对象的周边；第四点，注意研究伦理问题。
最后，课题组在内部会议中对本次田野调查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具体布置。
（撰稿人：刘晓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