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中国当下或者未来一个时期社会风险的状况，首先要了解中国目前的社会风险有哪些特征。我认为，中国当下或者未来一个时期的社会风险有六个主要特征。

　　当前的社会风险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复杂性。中国社会正处在重要的转型时期，正在实现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发展。中国日益紧密地与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相互影响。技术进步的影响日益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使中国社会进入互联网社会，网络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日益重合。这种变化对我国社会风险的影响极为深刻，使得我国社会风险愈加复杂。过去我们讲互联网社会时，总是认为网络社会是个虚拟社会，跟现实社会有一个线上线下的区隔。确实，线上线下是有区隔的，但是从近期发展来看，这个区隔正在甚至已经消融。尤其是在中国的特殊制度之下，每一个人在线上都是实名化的，所以每一个人的身份不再像在过去那种非实名制时代那样具有隐匿性。在这个意义上，网上就是现实，线上就是线下。这样一种高度的融合，使得我们这个社会的互联网特征、特性表现得特别突出和明显。因此，我觉得我们的社会现在是真正成为了互联网社会。这样一系列的变化对我国社会风险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在线上与线下高度融合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去观察、理解、研究社会风险，必然会发现，我们的社会风险真的是极其复杂的。

　　第二个特点是混合性。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风险是各种传统风险与现代风险叠加的混合性风险。除了前工业社会的传统风险，如自然灾害、传染病等依然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安全构成威胁外，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涌现和加剧的失业问题、个人欲望与社会机会不平衡问题、诚信问题、生产安全事故、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环境问题、公共卫生危机等现代风险也处于高发态势。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理论，他所讲的现代社会风险，主要是指在现代社会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带来的风险，比如说失业问题、个人欲望与社会机会不平衡问题、诚信问题、生产安全事故、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环境问题等等，都会带来具有不确定性的社会风险（可以理解为这些问题会把相关风险扩散到一个社会中的其他地区和部门，从而形成社会性的危机）。今天我们还有公共卫生危机等问题，比如2020年全球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就是这样一种带来大范围社会性风险的公共卫生危机。这一系列的风险具有现代性。就中国来讲，目前所谓的传统危险，像自然灾害、传染病等依然对人们的生活、生产和安全构成威胁。而且，由于我们进入了互联网社会这么一个新的时代，所有传统的自然的风险，往往也会演变为或者衍生出具有现代性的社会风险。一次纯粹的自然灾害，因为在灾害的处置、救灾和安置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就会借助于互联网演变为现代社会风险，对制度、对秩序都造成冲击。无论是从2008年的汶川地震，还是从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状况。这就是典型的传统风险与现代风险叠加的表现，两者相互影响。

　　第三个特征是结构—制度互构性。当一个社会的社会变迁与社会制度改革同时进行时，社会风险就具有了这种结构—制度互构性。从社会结构变迁方面来说，由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充分造成的结构性风险，以及由社会分化日益深刻造成的结构性风险，都是不可忽视的，并且由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结构尚未形成，因而难以由结构自身应对这些风险，使得问题的严重性更加突出。从制度变迁方面来说，中国的改革不断深入，但制度体系的系统性、协调性和一致性尚未真正形成，新旧制度转换也往往难以一帆风顺，这就意味着风险的存在。同时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与制度改革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相互推动以及相互形塑的关系，这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社会风险的结构—制度互构性。这种互构性会放大相关的社会风险。

　　第四个特征是内部风险与外部风险相互交织。这是与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与真正的互联网社会时代的来临紧密相关。外来观念、生活方式对本土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冲击，通过全球互联网变得即时化、直接化和广泛化，风险源头也因此变得多样化和不确定化，风险管理难度极大地增加。由此，风险的源头也变得多元化和不确定化，内外风险交织。

　　第五个特征是日益增强的风险主观性。在快速的社会变迁中，社会心态也不断变化，使得社会矛盾的主观认知与客观状况之间的偏差扩大，这就意味着社会风险的主观性增强。这种主观性一方面会放大社会矛盾、冲突，另一方面也容易传染，而且一旦发生社会冲突，还可能使参与者的行为不同程度地失去理智的控制。比如，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很多问题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经过互联网的复杂传播之后，各种猜测、各种疑虑纷至沓来，还混杂着一些目的不明的谣言，使得人们对一些问题、一些状况的认知偏离事情的客观实际，这就是风险的主观性表现。

　　第六个特征是风险的相互转化性。当前，中国在社会之外的其他领域，包括政治、意识形态、经济、金融、科技、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都存在重大风险。这些风险以信息社会、网络社会为中介，往往相互交融、相互转化。

　　除了上述特征外，随着互联网影响日益深入，社会风险还具有触点多、燃点低、扩散易、处理难的特点。互联网时代的社会传播几乎畅通无阻，稍有不慎，小问题就可能引发大事端，使社会风险演变为社会危机。总之，由于互联网与社会生活的高度融合，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风险具有极易被放大、被加速和无视空间而弥散的特征。

　　化解社会风险的治理思路

　　可以说，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在内涵和外延上比贝克在20世纪80年代阐释的风险社会更丰富更复杂的风险社会。化解我国未来社会风险，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初步思考，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构建共建共享的新发展模式，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二是不断深化经济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努力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把社会发展的需要有机统一到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之中，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服务于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三是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机会分配机制，促进机会分配的公平正义；进一步扩大社会流动空间，畅通社会流动渠道和机制，解决好可能出现的社会阶层固化问题；加快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解决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保持社会活力，消除社会惰性。

　　四是进一步创新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五是建设合理有效的社会安全稳定风险和公共危机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建设现代化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社会心理疏导机制，降低社会风险的主观性认知、非理性反应、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应对的可能性。

　　六是加强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建设，增强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社会整合功能，化解全球化和网络社会到来引发的多元价值观冲突，为青少年人格和心智的健康发育成长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

　　七是不断完善网络社会治理，形成健康向上、风清气正的网络舆情和价值传导机制，解决好网络传播的大范围、即时性、弥散性可能造成的风险问题。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科研项目“未来十五年中国面临的重大风险研究”课题的中间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