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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学艺教授的县域研究情怀

2022-05-13

王春光

 

学术界大多数了解陆学艺教授学问的学者,可能没有意识到他对县域研究的重视和情怀。在谈到陆先生研究的时候,不少人会不约而同地认为他的专长在三农问题、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社会建设等研究领域,而很少会关注他在县域研究上的成就。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陆先生在县域研究上的一些想法和做法。

一、改革开放后到陵县挂职的最早学者

虽然没有查证过陆先生是不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学者到县挂职的第一人,但至少是最早的那些学者之一。当时也不会有很多学者到县里挂职,不像现在每年都派出不少人那样。杜润生当时曾说过,到农村调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式的面上调查,另一种是深入农村长期蹲点调查,后者是短板,社科院的陆学艺就在山东陵县蹲点,弥补这个短板,这样做的研究者太少了。陆先生说,他到山东陵县挂职跟杜老的介绍还有很大的关系,这里还是挺有故事的。

陆先生早在1957年到196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读本科的时候就开始去农村搞调查,他在中学立下的志向就是怎么解决务农者的温饱问题,因为他想不通的是种地的人连自己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所以,本科时他学的是哲学,但是他的志趣却在农村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他的硕士研究生是在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研究所读中国哲学思想史的,但是,他依然热衷于农村调查。毕业后留在哲学所,也不忘记农村调查,以至于改革开放初期他就能参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研究和讨论,获得中央领导和农经界的领导、学者关注和重视。所以,1983年社科院领导找他,让他找个县去挂职,于是乎他就去找当时的国务院农委主任杜润生先生,因为他们已经是老朋友了。杜老介绍他到山东陵县(中间具体经过不在这里详细介绍)挂职副书记,并给他交代一些研究任务。

陆先生在山东陵县挂职三年左右,做了不少事。其中一件事就是在陵县办了一所学院,培养了一批基层干部。多年后我跟随先生去陵县调查,发现他的学生大多数已经成为陵县乡镇领导,他们见到他的时候开口闭口称“陆书记”或“陆院长”,可想而知先生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另外一件事是陆先生告诉我说,这三年的挂职经历中最大的收获是对一个县的运作机制尤其是农业经济运行有了很深的理解、认识和体悟,后来之所以对农业经济现状有比较准的判断和认识,不会出大的常识性错误,跟这三年的挂职经历密切关联。他曾嘱咐我,有机会去县里挂职一段时间,是很有必要,可惜我没有这样的机遇。从此之后,他开始认识到县域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县是我国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基层单位和结构因素。由此可见,在陵县挂职,可以说是陆先生学术生命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性节点,不看到这一点,就难以理解陆先生后面的许多做法、看法的背后影响因素,特别是他为什么要开展百县经济调查以及在县域建立调研基地这一点。

二、改革开放后最大规模的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

1988年开始由中国社科院牵头的全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历时7年左右完成了100多卷(本)著作(全名是:中国国情丛书),不仅是改革开放后开展的最大规模国情调研,而且还是1949年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调查。陆先生是这套国情丛书的第一副主编,是实际的主持人。

县域经济社会调查在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一度曾成为认识中国农村的最活跃的学术活动。粗略统计下,当时至少有这样一些有关以县冠名的调查和研究:吴志铎的《北通县第一区平民借贷状况之研究》、张培刚的《冀北察东三十三县农村概况调查》、卜凯的《河北盐山县一百五十农家之经济及社会调查》、冯紫岗的《嘉兴县农村调查》、顾倬等的《江苏无锡县农村经济调查第一集(第四区)》、农业推广部编的《南昌全县农村经济调查》、李景汉的《定县土地调查》等等。当时有关县域经济调查的目的不外乎两点,一是纯学术调查目的,但更多的是为决策做的调查。正如我们最熟知的李景汉教授在《定县土地调查》的绪言中就是这样写道的:“农村问题的中心是农村经济问题,而农村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是足以撼动农村社会的基础……若要透彻的了解中国问题症结之所在,亟宜从事调查研究全国各地土地的真相,而这种调查研究又必须是有系统的、科学的与普遍的,方可避免片面与误引的结论,而能得到完备正确的材料,否则种种改革计划,缺乏事实之根据,难免发生药不对症,效未生而弊已见的危险。” 但是,在此之后就没有如此活跃的县域调查,直到改革开放后,当时百废待举、百业待兴,正如《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编辑委员会在《总序》中指出:“邓小平在1980年12月25日的一次讲话中,曾指出了’摸准、摸清国情’对于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 如此大规模对县域开展调查,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是一次“全面、系统的综合调查”。此套丛书是“以描述一个县或市的发展状况为主的学术资料性专著。从总体上看,它基本具备了以下三种性质:一是可贵的,二是可信的,三是可用的”。 陆先生之所以能参与和主持这样大规模的百县市调查,自然与其在陵县挂职获得的认识和经历直接关联,进一步巩固了他对县域研究的认识和重视。

三、以县域为基地的长期跟踪调研

在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开展和进行的后期,陆先生基于社会学所的调研以及未来发展的需求,在已经开展过百县市调查的100多个县中选中了江苏省太仓市和福建省晋江市作为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国情调研基地。前者是1992年建立起来的。当时我还是在校二年级博士生,有幸跟着陆先生参加了太仓调研基地的挂牌仪式,基地的全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太仓社会经济研究中心。我记得太仓方由太仓市委研究室作为具体合作的承接部门,那时的太仓研究室主任是金世明先生、副主任是朱汝鹏先生。从此我们所与太仓各个部门开展了许多足有成效的长期合作调查和研究。有一些项目是我们所的科研人员自己带到那边去开展田野调研的,如张雨林教授、折晓叶教授、陈婴婴教授等,他们在太仓开展了深入的田野调研,提出了农民工、城乡一体化、超级村庄等有影响的学术和政策概念;还有的是太仓政府委托我们所的课题,比如太仓小康社会建设、太仓现代化建设等。另外从2012年我们应太仓政府的要求,在太仓常丰社区开展社区建设,由此大大地推动了太仓以“三社联动”(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为抓手的的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晋江的这个基地建立于1994年,比太仓基地晚两年。当时陆先生在晋江召开了一个农村经济现代化研讨会,借机与时任的市委书记达成口头协议,没有像在太仓那样建立合作研究机构(2019年才补上基地牌匾)。在晋江,我们除了没有开展行动干预外,其他合作形式与太仓的是一样的,尤其是我们在晋江开展了多次晋江模式和晋江经验研究,召开了多次相关的研讨会,还于2018年我们承担了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百县市调查中的晋江调研。2007年在晋江撤县建市十五周年大会上陆先生被晋江市授予荣誉市民金钥匙。

同时,陆先生也在中西部地区搞同样的国情基地建设,比如与成都社科院合作在成都下辖的县区开展社会结构、社会阶层和基层治理研究。陆先生一直认为,县域是认识和研究中国的一个最佳的研究单位。每次外出,他都愿意跟县市党政领导交流、座谈,以了解经济社会运行情况,并积极给他们提各种有建设性的建议。他经常带着我们去太仓调研,与当地的领导进行交流,现后给他们提了两个建设性建议:一是建议太仓市动员民众种植40万颗树,引进40万外来人口;二是建设田园城市。两条建议都被太仓市委采纳了,现在到太仓,人们提到陆老师,都会说他给太仓提了两条非常好的意见,太仓就是按照这两条建议来布局的。这已经成为太仓的一段佳话。陆先生的两条意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一是太仓本地户籍人口只有40多万,外来人口也到了40多万,而太仓本地户籍人口已经处于负增长状态,其发展和建设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40多万外来人口来补充和支撑,所以有必要将40多万外来人口市民化、在地化。二是太仓本来就有很好的生态环境,需要避免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并要基于居民对美好环境的追求和需要来规划和安排太仓的现代化建设目标。现在太仓的发展口号就是“现代田园城市、幸福金太仓”,就是吸纳了陆先生的建议基础上提出来的,太仓也是全国最早提田园城市建设的县市之一。2007年我们在晋江研究晋江发展新模式的时候,陆先生跟时任晋江市委书记建议,晋江需要有自己的大学,培养自己需要的人才,而且大学也能提升晋江的城市品质。现在晋江已经兑现了这一建议,引进了两所大学,兴办了一所职业大学,还引进和兴办了一些国家级科研机构的分机构。实际上,他也跟太仓领导提出过同样的建议,目前太仓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大学。

四、县域社会阶层调查

在1998年开启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中,陆先生动员一些地方社科院和大学的研究人员参与课题组,鼓励他们选择所在本省或本市至少选择一个县市区开展社会阶层调查和研究。当然后来,他们选择的县市区大多是我们总课题组随机抽样到的,然后由总课题组与当地的科研人员一同开展深度的调查。比如,贵州的镇宁县社会阶层由贵州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当时的所长史昭乐来主持,湖北襄樊县的研究由襄樊市委党校的水延凯教授来主持,当然安徽选择的是在合肥市开展社会阶层研究,由当时安徽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王开玉教授主持,深圳的调研由深圳市委党校的一位教授主持。我们总课题组后来在成都大邑县和成都市开展了社会阶层调研研究。这些研究大多出版了独立的专著(大邑县和成都的除外)。这些专著对当地政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就拿我们在大邑县和成都做的社会阶层研究,把各个阶层的比例计算出来,从中发现,社会阶层结构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形态和水平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于是给决策者提出,在扩大中产阶层上如何实施有针对性的施策和配置资源,让决策者有的放矢。所以大邑县和成都市的社会阶层报告获得了当地的领导高度重视和肯定,使他们认识到社会学的现实价值。

县域社会阶层研究不仅仅有重要的政策价值,而且还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陆先生曾多次跟我们提起过,仅仅做村落研究,还不足以有效认识中国社会,必须要从县域上入手去开展研究,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和解读中国,特别是中国基层社会。凡是经济发达的县市区,中产阶层比例比较高,其中不论是中小企业家、个体工商户还是各种管理人员的比例都比较高,但是那些经济欠发达的县市区,这三类代表中产业阶层的职业者比例都比较低,特别是中小企业比例特别低,另外现代意义的中产者占比小,大多数是传统的中产者,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比重偏高。如果在不同区域选择有代表性的县域开展比较研究,就可以更具体地发现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不合理性体现在哪些地方,如何通过发展和政策来改善我国社会结构,实现我们所追求的和谐、合理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在陆先生看来,这里的关键点在县域,而不是在城市。因此,生前他多次希望我们到不同区域选择不同县市区开展社会阶层结构研究。

五、启示和缅怀

虽然陆先生去世九年了,但是他的超前洞见和行动一直在激发我们的学术研究和行动。他的县域研究视角和方法都是其中一个超前的洞见和行动。从他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中,县域研究可以是打通和勾连三农研究与国家研究、经济研究与社会研究的一个关键环节。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在思考和研究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之后下一步农村改革是什么的时候,他就提出了县域综合体制改革。在他看来,在县域范围内可以有效地解决城乡分割、工农对立等问题,如果不破除这些障碍,“三农问题”就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他认为“三农问题”的关键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问题。联产承包制改革解决的是农民的自主劳动、自主择业问题,而下一步就是解决他们的城市化问题,来解决城市化与非农化不同步这样的“一国两策”问题。当然,后一个问题仅仅靠县域还是难以彻底解决,但是可以从县域开始进行改革来推进全国范围内的改革,是一个可行、成本可控的路径,而且这一路径还能反过来助力乡村发展和现代化。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陆先生的学术先见之明。县城虽然不等同于县域,但是它是县域的核心枢纽,具有带动和辐射县域整体发展的功能,做好县域现代化和城镇化,可以有效改变我国发展不平衡和社会结构不合理的局面,带动国家的全面现代化建设。

正如上面提到的,实际上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已经非常重视县域研究,但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县域研究变得萧条了。改革开放以后,县域研究又进入了学术界的视野,特别是经济学家们的视野,由此县域经济研究出现一骑绝尘的态势,其他学科(社会学和政治学)则相对滞后。陆先生也先从经济学视角进入县域研究,后来转向综合视角,其中社会学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成为他观察和研究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并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看法。我们在他的启迪下,继续把县域研究坚持下去,比如我们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太仓和晋江国情调研基地的研究内容,提出了县域社会学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来建设,在中国社会学会年会上开设了县域社会学论坛。我们还以县域的视角,与贵州民族大学孙兆霞教授等合作,在贵州和云南、青海等的一些县开展精准扶贫、脱贫与县域社会建设的研究,有了不少学术成果和政策咨询报告的产出。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发表县域社会学的研究论文等等。学术研究无止境,陆先生给我们的学术研究拓展了县域社会学领域,成了我们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空间和方向。斯人已去,学术精神永在。以此来纪念和缅怀先生,传承其学术精神,秉持其为国家社会科学发展以及更好服务时代需要的情怀,坚持做真学问、做好学问、做有用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