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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知社情民意 方能高瞻远瞩——回忆陆学艺老师
王开玉
《中国经济时报》2013年8月21日
2013-08-22

安徽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祥地,小岗村的大包干、小井庄的包产到户、中国农村税费改革都是从安徽开始的。陆学艺老师不仅是著名的社会学家,而且是我国最有影响力的“三农”问题专家之一。老师常来安徽调研,有着浓浓的安徽情结,当时的安徽社会科学院院长欧远方先生经常在会上说:“包产到户是安徽发起的,但第一篇文章却是陆学艺先生写的。”我去小井庄展览馆看到,老师写的文章还在最醒目的地方陈列。

 

“调查研究,真知社情民意”

1993年,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所,我任所长兼书记。老师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对我们的社会学所充满着关怀和厚爱。在我担任所长、书记的十六七年间,他几乎年年都来合肥,我就陪他下去开会、调研,他的言传身教对我影响很大。

我平常和他联系也比较多,在他指导下合作的课题也非常多,我们碰到什么学问上的事情,都找他请教,可以说是亲密无间。我们的社会学所成立十年的时候,老师给我们题词:“调查研究,真知社情民意;出谋划策,诚心为国家当好参谋。”而且,老师身体力行,时时给我们做出榜样。他来安徽讨论完课题或做完学术报告,总要带着我们奔向田头和社区,深入农户家庭,他告诉我这样他心里才踏实,才安心。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中,我是安徽项目的协调人,一做就是十五年。老师告诉我:这些项目不仅是科研成果,而且可以造就一批人才,出一批硕士、博士。中国百村调查,这十五年我们出版了三本书,第一本是《大别山口的美丽家园》(霍山落儿岭村),第二本是《魅力盐铺》(休宁盐铺村),第三本是《发现钱庙》(凤台县钱庙村)。中古蓝皮书和中国百村经济调查练就了我们做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功,也造就了一批人才。吴丹就是安徽百村项目负责人之一,也是安徽蓝皮书主要执笔人之一,因为做出的每一项成果都很优秀,被选调到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还有丁阿丽,也是在项目中写出了许多好文章被选调的。这些书也被市县视为其工作成就和研究成果中的精品、经典,经常在申报项目的评审会上和陈列馆中展出。

这二十多年来,我们经常跟他走村入户,他和农民、农村干部都能谈得来,烟一抽、酒杯一端,拍膀子称兄道弟。老师告诉我,“这就是基本功,你要对农民有感情,他才能亲近你,和你讲真话,你才能了解他们的内心想法,才知道农村发展中的问题和症结所在,做出来的东西才是最真实、最管用的”。老师下去都是住在农村或是县城,什么人都可以找他聊天,他那特有的微笑,一下就把心和心的距离拉近了,所以他能从农民身上把握出农村跳动的脉搏。后来,他经常说,“开玉和农村有感情,农民朋友多,我跟他下农村不打招呼到农民家里照样都能有饭吃、有酒喝”。其实,这都是陆老师引导我们的结果。老师一再叮嘱我们,到农村到基层“要帮忙、不添乱”,我们总是做一个项目交一批朋友。记得我们离开休宁盐铺的时候,书记李讨饭送了一程又一程,他讲,“盐铺人民会永远记着你们”。正是有了这些基本功,我们才能在中国农村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上取得突破。

199911月的一天,老师打电话给我,说希望到小岗村去看一看。同年1116日,老师再次来安徽,我约了陆子修和周曰礼两位老朋友和我一起陪他踏上了去往小岗村之路。这是他第一次来小岗村。

我们1116日从合肥出发到凤阳县,1117日来到小岗村。小岗村的同志介绍,当年又是一个丰收年。老师坚持要到小岗村的粮食仓库看看。他很关心地问:村里仓库里有多少粮食?满不满?当时农村粮仓建得高,他还特地找个梯子爬上去看了看。看到仓库确实是满满的,老师欣喜地笑了。(因为当时中央领导在安徽视察,看到安徽有的仓库没有粮食,非常着急,给予了严肃的批评。)

在小岗村调查交流时,老师一再叮嘱我:对先进典型要帮助他们总结成功的经验,同时也要找出问题,帮助他们进一步发展。听县里同志介绍,当时的小岗村领导班子团结上有些问题,老师叫我一定要陪着他去看看原来担任村领导的三兄弟的家。我记忆最深的是,当我们去拜访三兄弟时,老大老二住的是瓦房,门紧闭着,老三住的是草房,门已上锁,夫妻俩去深圳打工了。老师到三兄弟中担任书记的老大家中看望,两个人拉家常,论发展。当时村书记的儿子在广州打工,企业领导知道他是小岗村的人,为企业里有小岗村的人而感到很自豪。靠小岗村这个品牌的无形资产,他每年能多获得五六万元的收入。他个人一分钱没要,都留给当书记的爸爸作了村里的招待费,因为村里的办公费实在是不够用。老师赞扬了他这种精神,也指出,小岗村一定要发展乡村工业、旅游业。这个建议使他们很兴奋。

后来,新华社记者在调研沈浩这个典型前后,我参与了一些工作,多次去小岗村。小岗村村委会委员赵琳介绍了小岗村的巨大变化:人均收入从2008年的6600元增长到2012年的8000多元。小岗村以“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农业;加快设施建设,发展旅游业;跳出小岗求发展,着力办好工业园”为经济发展思路,积极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先后引进美国GLG集团到村发展甜叶菊生产加工业,建设2000亩甜叶菊育种基地等十多个项目;又引进广州从玉菜业集团,兴建1万亩现代蔬菜生产基地;引进深圳普朗特集团,创办生态农业园;引进“天下一碗”米线食品企业到村投资设厂;引进凤阳瑶海集团与凤阳国家粮食储备库到村联合投资发展物流仓储和粮油加工。除此之外,安徽小岗宝迪种猪科技有限公司、小岗村园林绿化公司、小岗钢构有限公司等也都成长为小岗村的明星企业。2011年,中国第一家以农业为基础的跨国集团——美国张博士天然零卡饮料食品集团中国总部——也落户小岗村,计划三年投资30亿元人民币,形成价值100亿的零卡产业市场销售链。在大包干纪念馆的对面就是小岗村天然零卡高科技产业园,房子建得很气派。这些企业的进驻不仅带动了当地农民的就业,增加了小岗村的财政收入,也为小岗村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动力。至今,小岗村年纪大的一些人还记得老师和陆子修、周曰礼他们一起开座谈会的情景。

 

“研究时碰到杂音,要自己消化”

实际上,做每一项研究所获得的成就和付出的心血代价都是成正比的。1999年底、2000年初,老师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国家重大课题”选择的第一个省会城市就是合肥。当时,由中国社科院、安徽省社科院、合肥市委市政府抽人组成了当代中国安徽合肥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我担任课题组组长。安徽社科院抽调了40多名专家学者,安徽大学社会学系有66名师生参加,师的博士王春光、龚维斌、李春玲和石守印老师、张婉丽等都住在合肥工商局招待所,参加我们的课题调研,老师深入到课题组和访谈户,精心指导我们。我们做出了两千份问卷、四百多份访谈,写出了五万多字的调研报告。在我们的课题研究顺利进行的时候,总课题组却受到了质疑和批评。那些天,老师天天晚上都给我打电话,他反复叮嘱我,遇到批评的时候一定要冷静,一定要说是我让你们做的。他说:开玉,我心里有数,你放心。他表现出了巨大的理论勇气。老师坦荡、真诚、勇于担当的学术精神给了我们力量,我们一丝不苟地坚持了下来,又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好在时任安徽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骆惠宁、合肥市委书记马元飞、安徽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汪石满对这项研究一直给予支持、容忍和帮助,使得我们顺利完成了陆老师主持的中国第一次最大规模的社会结构阶层调查。我们的报告收在了老师的专著里,我们在谢寿光社长的精心指导和支持下还出版了专著《中国中部省会城市社会结构变迁》,获得了安徽省政府优秀学术著作奖。在第36届社会学大会上,我们和国外学者还交流了这本书。

最令我感动的是,在我们的研究遇到困难的时候,老师敢于为我们说真话,直面问题,直到问题解决。记得当年我们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中等收入者研究”,在讨论研究假设的时候,我们觉得农村中等收入者应该是一些个体户、养殖专业户和私营企业主。老师坚持要求我们不要先下结论,先把问卷和访谈认真做好。我们深入到当涂县农村和渔民家里,做了上千份问卷和四百多份访谈。将问卷录入后,结合访谈实践,我们得出了新的结论:农村中等收入者的主体是农民工。因为,农村的个体和私营企业主都很少,而农民工在安徽就有两亿多人。他们在城里挣钱,在农村花,凡是在外面打工的,基本上都是农村的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调研结束后,我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把我们的研究成果传播了出去。后来,新华社通过自身的宣传渠道向全球发出了这一消息。

在当时,提出农民工是农村中等收入者的主体,这是首次对农民工的贡献做了正面报道,世界各大媒体和中国的主要网络都做了报道,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很快,有一位权威的经济学家提出了质疑,认为不能让农民工进城,否则农村谁来种粮种菜?这在现在看来,是一个多么无知多么荒唐的问题啊!但在当时,这个意见却影响了我们的课题结项。在课题结项的关键时刻,老师拍案而起,为我们鼓与呼,认为社会学的实证研究岂能因某个人的学术偏见而被无情扼制。在他的努力下,在社科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先生的帮助下,在国家社科规划办主持公道和正义的人士的努力下,我们这个课题顺利结项,而且出版了专著,获得了安徽省政府优秀学术著作奖。后来,老师指导我们继续深化研究,推算出了中国中等收入者的标准。这尽管是很初步的,但是在学术研究中发挥了极大价值。

留守儿童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大问题,我们最早做这个课题的时候,压力和阻力都很大,总有人认为我们这个研究是在暴露社会阴暗面。我总是记着老师讲的:“研究问题时,碰到杂音要自己消化。”

为了做留守儿童调查,我们深入到最基层。我们到过上海、无锡、常州、温州等许多地方的“贫民窟”,也到了安徽舒城的最南端。汽车拐了九十九道弯,当地的老百姓都说,这是省里的干部第一次来。老师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我们撑腰鼓劲,正如他在我们写的中国第一本反映留守儿童生活的专著《不一样的童年——中国留守儿童调查报告》序言中赞扬的那样——“这样有事实、有理论、有观点的著作是不可多得的,对研究和谐社会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的意义不仅体现在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生活等问题上,而且对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领导、老师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新华社连续发出了多篇我们关于留守儿童的报道。经过不懈努力,留守儿童终于有了话语权,得到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方方面面的关心和支持。我们根据专著内容又做出了音像制品VCD,还获得了中华优秀读物提名奖。

 

心系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

老师一直关注着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他担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的时候,每年都要开一次社会学所所长会议,都是在当时一些热点地方开——在天津大邱庄开过,在江苏的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开过,后来陆老师还带我们去过河南的南街村。解剖这些典型,对我们了解中国农村的发展有很大帮助。中国社会学能发挥现在这么大的影响,与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为了促进安徽社会学学科的建设,老师运筹帷幄、煞费苦心。安徽社会学所成立后,他就希望把安徽大学的社会学系办起来,也可以采取所、系合作的方式。他来安徽专门拜访了回良玉汪洋等当时的省上领导同志。在省领导的关心过问下,通过我们的奔波和安徽大学的鼎力支持,安徽大学社会学系于1999年成立。该系一成立,就抽出66名老师参加了我们的合肥社会阶层结构调查课题组。该系现在已经发展成为社会与政治学院,我一直是系里和学院里的社会学兼职教授。

老师给我们创造很多机会参加国际学术活动,我应邀参加了在中国举办的亚洲社会学大会。会议期间,老师忙于筹备会议,他和郑杭生老师都做了主题发言。尽管时间很紧,他还是带着我们拜见了日本及其他国家出席会议的社会学会会长,鼓励我们写出文章在会上交流,我的论文《社会保障: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石》入选会议并在会上交流。

记得由香港特首董建华赞助的规格很高的亚洲地区社会保障研究会在香港召开时,邀请老师参加。他给我机会,叫我代表他出席。会议代表可以自由选择一个考察项目,我就选择了一个大陆家庭移民香港后是如何融入香港社会的课题。在九龙期间,我和台湾的一位民政局长共同调查这个课题,一周多时间,访问了香港各界人士和十多个家庭。我去香港十五六次,也率安徽省中资企业代表团访问过香港,但是,真正了解香港,还是这一次。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时,老师鼓励我们把自己的著作拿到会上交流。我深知,他不仅在时时推进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而且为扩大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的影响不遗余力。

老师精心指导我们,为安徽省社会学研究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努力,他和谢寿光先生及高鸽很支持安徽社会学研究沿着农村问题的方向不断深入。安徽社科院社会学所作为中国社会学领域研究农村的一个平台,我们沿着这条路一走就是八年,先后举办了五个论坛——2008年在长春举办了“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论坛、2009年在西安举办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村社会变迁”论坛、2010年在哈尔滨举办了“中国乡村社会建设”论坛、2011年在丹东举办了“中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论坛、2012年在银川举办了“中国乡村社会管理改革的目标与路径选择”论坛。老师参加了其中的每一个分论坛,而且围绕论坛主题做学术报告。由于他的参加和报告,我们办的论坛规模不断扩大。在西安办的“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分论坛,参加的学者扩大到100多人,不仅有来自全国许多城市的学者,还有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澳门地区的学者,影响很大。通过举办这次论坛,我们获得了中国社会学会当年的优秀组织奖。

 

要改变“社会建设滞后经济建设15年”的状况

在我的印象中,老师也是中国最早关注社会建设的学者。最近几年,他一再呼吁:“我们的社会建设滞后经济发展十五年,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建设。”老师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非常关注社会建设和社会保障,他曾经四次来安徽调查研究社会保障和住房问题。199510月,他就来安徽调研社会保障情况,并且在学术研讨会上作了题为“在实现两个历史转变的条件下,做好城乡社会保障工作”的学术报告。199911月,老师又专程来安徽做了题为“新阶段、新形势和新任务”的报告,提出了当前在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议。200411月,他在安徽扩大中等收入研讨会上又做了题为“完善社会保障,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学术报告。20081026日,他就农村养老问题在学术研讨会上专门做了讲演。

老师也是我国最早关注老百姓住房问题的专家。记得张厚义老师向我讲过一件事:老师在参加一次讨论住房改革的高层会上,叫板权威制定的方案,他的意见受到了肯定。我知道,他发言的依据很大程度上来自他在安徽四次调查获得的有力数据。

近年来,老师主编了《北京社会建设60年》和《北京社会建设蓝皮书》,主持召开了研究社会建设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2012年中国社会学会年会上,我请他为安徽将要出版的一本研究社会保障的专著题字,他兴趣盎然地写道:“右手抓经济建设,左手抓社会建设,优先民生事业,保障社会太平。”这是老师生前给我们留下的最后一幅题字,寄托了他的期望和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会继续沿着他开辟的社会建设的研究思路,做出不懈的努力。

(作者为安徽省社会结构研究中心主任、安徽省社会学会常务副会长、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