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老陆离去，好几天都不能相信这个事实，明知他已80高龄，但他太有活力了，印象里他总是在忙于做事，做不完的事。不久前一位老友正经地和我说起,到了这份年龄层次，要听同辈熟人的好消息是越来越少了，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了，有了消息大多好不了，这句话这几天在心头一直挥之不去。以前常能听到老陆的好消息，交往了30年的老友和师长，实际上他差不多要长我一辈，好像30年他就没有什么变化，平时根本就想不起他80岁的年龄，闭上眼睛就能浮现他的音容笑貌，现在居然就戛然而止了，真是谁也躲不开这人生的悲凉。
我初识老陆在83年初，经历了“未识其人，先闻其声”的过程。当时我刚到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联络室工作，他是农研室的特约研究员。当时杜润生是研究室主任，杜老说，我们的大政方针是改革开放，所以农研室的工作也应该是开放式的，要有“兼容并包”局面。为此农研室设立了特约研究员制度，不仅聘请做农业和农村研究的人士，也要包容其它各界对农村工作有兴趣的人士参加；而且要包容各种观点，对家庭承包制抱赞成态度的、质疑的甚至不赞成的人士，只要确有独立见解的都可以请来，聘为特约研究员。联络室的一项工作就是和这些特约研究员保持经常联系，把农研室的有关资料和情况发送他们，听取反馈意见；还设立了专项的研究经费，支持他们下乡调查和做专题研究；不定期组织小型会议，和农研室的研究人员交流信息和碰撞看法。杜老经常参加这种小会，他热衷于和大家交流，大家也非常愿意和他争论，从来不会出现“领导出台，鸦雀无声”的局面，只要杜老到场，他不多的几句妙语，就能把会议气氛调理得诙谐有色，来农研室开会，寄望杜老能出席，成了一种公众期待。在一次会上听杜老说，我们请从事不同专业的特约研究员来，就可以提供不同视角来看问题，社科院的陆学艺是北大哲学专业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最尖端的学问，都到我们农村来干活了，他跑到了很边远的地方，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好东西，你看哲学家都不搞抽象推理了，注重最实际的东西，所以年轻人更应该经常下到第一线去。能得到杜老的表扬，我就很想见识见识他。
会后我问卢文主任（联络室主任），老陆送了什么好东西？老卢说，前年老陆到甘肃定西地区调查，写了一个调查报告。他先坐汽车又换乘大车，又步行了一程山路，走到了深山沟的一个村里，因为山路难走，县里的干部也很少去。定西是我国最穷的地方，严重缺水，黄土幔幔，荒山秃岭，可以说到了不毛之地。这个村子的农民在生产队里干了20年，几乎没有一年吃饱过，年年除了救济，年年还要吃返销粮，哪个村子山高路远，一斤玉米8分钱，运到村里运费就要1毛，他们无钱付返销粮，年年都赊欠，几年后再一起核销，但他们悄悄搞了一年包干，就能够吃饱饭了，不需要救济和吃返销粮了。老陆的报告引起了杜老的重视，随后派了几个调查组深入到几个省区的边远村子调查，发现这个情况有普遍性。当时为“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争论不下，杜老把此情况做了汇报，争取到政策开了一个“口子”：对哪些长期不能解决“温饱问题”的边远农村，可以试行“包产到户”的办法，写入了中央农村工作的文件，这是给“包产到户”正名的开端。后来有了工作关系，我经常要和他联络，请他回来开会，或交换一些资料，自然就熟悉了起来。当年我们之间的话题之一，就是为什么要支持大包干，我当知青下乡6年，在公社当了干部3年，对人民公社的生产管理和分配很熟悉，后来在北京农业大学读农业经济的研究生，有一门课《人民公社学》，理论逻辑上编写得有板有眼，但我深知道这套东西不切实际，书上写的和实际干的不是一回事，心里当然就不以为然。到农研室后就跟着挂职的翁永曦副主任到安徽凤阳县锻炼，看到了大包干后农民翻天覆地的变化，自然就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认定中国农业的发展非“家庭承包”莫属；老陆说自己出身无锡农家，少年时要帮助父母耕作，天然熟知农事，“六十年代大饥荒”年代在北大上学，学了大部头的马列主义哲学，却无法想通无锡家乡大饥荒的原因，农村艰难的生活经验告诉他，在江南水乡只要让农民种地，多大的灾害也不会饿肚子的，竟然现在还饿死了人？毕业后参加农村“四清”，继而又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批资本主义道路，不断地折腾还是吃不饱饭，已经对公社体制产生了怀疑，1980年初听到大包干的信息后，一下子唤醒了他深藏于心的农民情结，当年皇帝老儿也没有挡着拦着要让老百姓饿肚子的，老陆说，赞成大包干我是自觉自愿的，明知风险很大，我是无可抑制地奔着去了。因为我们在对“大包干”的认识基点上一致，共同语言就很多，自然而然交流的话题就越来越广泛。
1983年后大包干在全国推开了，老陆到山东的陵县挂职，农村流通领域的改革已经开始，称之为农村的第二步改革，老陆的任务就是在陵县给第二步改革趟路，农村第二步改革就是要放开对农产品和生产资料的计划管制，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虽然阻力不小，但还是在步步推进；但有二个核心问题：一是要逐步解除实行了20多年粮食的统购统销制度；二是改造农村信用社股份结构，使它恢复为农民服务的金融机构；阻力很大，步履维艰。农研室负责起草指导农村改革的1号文件，组织下乡农村调查和召开一系列研讨会，就是为全面推进农村的市场体制了解各种信息,提出一些可行的政策设计。在一次会议上我听到老陆的发言：据我在陵县看到的情况，过去搞大包干，分地到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村、乡干部的权利关联较多，但和县里其他领域牵连得并不紧密，现在改革农产品和生产资料的制度，扩大市场调节范围，就已经不是局限于农村范围的事了，哪个农产品都和其他的领域有联系，为什么粮食的统购统销体制怎么难搞，因为不仅它牵涉到的部门很多，取消了统销，粮食涨了几分钱，连居民委员会也找上门来提意见，县政府就得应对，因为流通领域的改革牵动了县里的各个部门和社会各个阶层，所以应该以全社会的眼光来看待农村的改革。我有一个新的想法，因为1千年多来农村社会的沿革，一个县的区域面积足够大，各行各业和各个社会阶层齐全，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中，对县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概念了，对农村改革来说，县不仅仅是个一级行政单位，而是一个实体，所以一、二个行业内的改革，都应该放到全县的整体背景下来考量，才能走得比较顺利。老陆的发言在会上得到了积极的反响，他开阔了看问题的角度，提升了对粮食和信用社体制的认识高度。在今天看来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顺着历史变迁的轨迹回过头来看，一个正确的认识能在纷繁杂乱的头绪中脱颖而出，这是一种独特的能力。在后来三十年的改革历程中，老陆一以贯之，坚持着他的视角，不断地完善着他的想法，提出了县级经济体制改革、县域经济和县域发展现代化等一系列与时俱进的概念，而且无论在现代化水平走在前列的县（市），中部地区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的县，还是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县，他都身体力行，下乡找农民调查研究，和干部讨论分析利益格局的变化，提出他的改革见解，推动县域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他如此地执着，因为这是他喜爱的工作和生活。
我和他做了三十的朋友和师长，从“老陆”变成了“陆老”，我知道，他没有想赶过什么潮流，但他经常跑到了潮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