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读书》2015年第3期
守先，方能待后
——读王星《技能形成的社会建构》
冯同庆
中国史学，有守先待后的理念，考据或义理而温故知新。王星所著《技能形成的社会建构——中国工厂师徒制变迁历程的社会学分析》，就秉持这种理念，
据事言理，彰往察来。也就是，最近人们常说的，“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
有意思的是，他的这项研究，可以启发我们，认识当今中国一种有趣现象，改革开放需要的资本、管理、技术，从哪儿来？答案应该是，侨资为捷足先登者，而侨资的历史源头是近代以来的学徒工。
由此，我认为，王星对中国师徒制起源的钩沉，尤为有意义。因为这种起源，往往被忽视，甚至被漠视，更多还被曲解。可能是我孤陋寡闻，竟从该著中读出，颇感讶异的内容。这便是，传统行规习俗的变迁，与现代性劳工教育元素，曾经在学徒工身上，出现过颇为良性的互动，使劳资之间可信承诺成为可能。只可惜，由于“时局动荡”、“政权不稳定”、“战争破坏”、“自然灾害”诸多外因，被阻断，激化了劳资分立，劳工社会问题凸显，乃至形成“令人目眩”的利益互争政治。
不过，经历了改革开放，再看王星描述的这些场景，“历史的叹息”似可转化为欣然？历史绕了个大弯子，又转回到新的起点。王星用制度变迁理解历史，观照制度起源与制度演化的链条，让活跃于其中的行动者，说明其并非简单的“效率追求”、“合法性需要”，而是“一个有效过程”。我赞同他的方法，就挂一漏万，试着做一些解读和延伸的解释，限于篇幅，就谈谈行动者中的宁波籍学徒工，而且从中希冀，当下中国的工厂中，能够重建劳资之间的可信承诺。
按照王星的说法，晚清官管工艺局，对传统学徒制进行改造，改变其封闭性和排他性，且对民间学徒制，强调行会或商会的管理，出于发展实业的考虑，改变了严限和禁止民间结社的一贯做法，大力鼓励商人社团，不仅没有引发民间行会的反抗与斗争，还对近代劳工教育起到了奠基作用，官办和民营企业，对厂内学徒的培养都加以重视，并意外地使徒工们有了进一步发展。促成了小业主阶层的逐渐形成，其中学徒出身的占有很大比重，以1913年的上海民族机器厂为例，学徒出身者创办的占63.7％，至1931年仍达63％，另据对1925年以前出生的100名“宁波帮”企业家所作的统计，40％以上属于学徒出身 。
谁能想到，多少年之后，为改革开放，邓小平问计这些“学徒工族裔”。1979年，邓小平宴请工商界五老，谏言最多的是荣毅仁，邓小平问建设资金何处可觅，荣毅仁告之侨资可期，其无锡荣氏家族，最早是铁匠铺学徒、铁锚厂学徒、钱庄学徒，后来的发迹，与宁波帮的帮助，大有关系。1981年，邓小平会见宁波帮人士包兆龙、包玉刚，说“我们早就应该见面了”，到1990年的10年间，会见了15次，算上王宽诚、安子介、马临、应行久等其他宁波帮人士，次数就更多了，而宁波帮就是从近代学徒工中，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末，在大陆不能立足了，就转赴港澳台、东南亚，乃至于欧美，生生不息，没有像晋商、徽商那般衰败，同潮汕商帮一样永不言败，国门再度打开时，重返桑梓，成为首先投资本土的资本，附带管理和技术，引发了后继的大陆打工潮，带动了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发展。
王星还有一些更为细化的介绍，在洋务企业中，在规模较大的民营工厂中，徒工改称“练习生”，形成了“练习生制度”，没有了拜师，雇主制定工种，通过内设训练所进行培训，或提供费用参加其他学堂的补习教育，考核合格后编为正式工人，既有技能依赖性低的如丝织业，也有技能依赖性高的如制铁业，1930年代的行规重整运动，“寻求法律授权的行规强制性”， 提升行业自治能力，尊重管理的习惯法，同行集议、勒石成碑，包括徒工雇佣、争议违章处理、公共福利等方面，正所谓“国有条律，民有私约”，有利于雇主与徒工们可信承诺的达成，也约束了同行间私自挖人等弊病。当然，由于局势动荡，上述政府与企业间的良性互动，并不稳定，导致企业普遍采取“满一批、散一批”的策略，在滚动式雇工中，攫取利润。不过，学徒工们的“出走”，产生了一个意外后果，客观上推动了小业主阶层的形成，大量满徒出厂后的徒工自己创业，为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王星的介绍，有两点尤为重要，一是国民政府把上述制度福利化，对劳工实行社会保障，防范劳动力过度商品化，二是有企业主拓展技工养成，试图建立综合性的劳工教育模式。王星在引述中举例，荣氏的荣德生认为，长久之路是技工养成与研究结合，建立产学研结合的发展模式，1937年建立申新机务练习生所，通过工程师带徒，进行技能教学，进而在1940年、1945年建立了中国纺织染工业专科学校，以及茂福申新职员训练委员会。据我查检，荣氏还办过劳工生活自治区，得到过国际劳工组织的肯定，成为当时的“国际经验”，宁波帮中从学徒工成为企业家的人，擅长处理劳资关系，不少还擅长社会慈善事业，做得比“官赈”都好，等等。
这些史实，在现今，已经鲜有人知。如果再行翻检，可以发现更为深层的原由。普遍的说法是，中国工商业发端至发展，多与官家相联系，近代以来更是称为“官商”，包括洋务买办、国民党的党产、共产党的国企，也都是这么个“官脉”的特征。可是，基于类如王星的著述，可不可以说，历史中还有文化传承，即为“文脉”，因此他们的身份还有“绅商”的特征，而且反映在劳资关系中，反映在学徒工身上，往往是官、商、徒良性互动的结果，积累成一种企业文化。尽管由于动荡的外部原因，其没有能够稳定下来。以至于到了当代，在中国大陆，这个“文脉”似乎彻底被割断，“官脉”则尾大不掉。中共的“文胆”胡乔木晚年曾经回忆说，毛泽东不熟悉企业、不熟悉工人，多年来同工人联系很少，他比较具体、清楚的印象就是农民，对干部同工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分配制度方面，废除工资制，取消八级工资制等等，叫什么？毛主席没有想成熟，没有把要实现的目标具体化，因为太不现实了，他也不能下这个决心。
其实，毛泽东也曾经非常看重宁波帮，1949年5月，在杭州宁波一线即将解放时，他致电解放军三野七兵团，特别提到：“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宁波帮人士被委以重任，盛丕华任上海副市长，包达三为浙江省副省长，蒉延芳任上海市交通局局长，乐松生为北京市副市长等。当然，毛泽东对他们的政策，后来出现了反复。而现在，则一无当年的动荡，二无政策反复，引导企业守先待后，把官、商、徒良性互动的文脉，再唤醒和恢复起来，达至劳资可信承诺，该有多么好！
